记周培源先生

如果论资排辈,周培源先生应该算是我的老师。说话为什么这样绕弯子呢?原因是,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周先生是清华教授。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系,而周先生则是物理教授,并无任何接触。只是有时在校园中林荫路上看到周先生伉俪走过而已。当时教授在社会上地位极高,待遇优厚,而且进可以官,退可以学。在我们青年学生眼中,望之如神仙中人。

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理科归入北大,周先生自国外归来,参加了北大的工作。间有机会同他一起开会。但仍然由于行当不同,而从无过从。我对周先生的了解同二十多年以前相比,增加得微乎其微。不过,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从别人对他的评论中,我渐渐发现,周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

我真正认识周先生是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下,是在十年浩劫中。浩劫开始时一阵混乱过后,“群众组织”逐渐合并成两大派,这与全国形势是完全相适应的。两大派一个叫所谓“天派”,一个叫所谓“地派”。北大的两大派的名称是“新北大公社”(天)和“井冈山”(地)。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这两大派都搞打砸抢,都乱抓无辜,都压迫真正的群众,真正的难兄难弟,枣木球一对,无法评论其是非优劣。但是从北大的具体情况来看,领导新北大公社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财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我在运动初期不可避免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经过了一阵阵的惊涛骇浪,算是平安地过了关。虽然仍然被工作组划在“临界线”上,但究竟属于人民内部,满可以逍遥自在了。

但我是一个颇爱打点抱不平的人,虽然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时也抑制不住自己,惹点小乱子。对于这一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它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我也并不真懂什么是“革命路线”,我只觉得她对群众的态度不对头。于是我便有点“蠢蠢欲动”了。

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大派在大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且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周先生的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后来,“老佛爷”大概对周先生这样一位有威望的教授起来反对自己极为不安,于是唆使亲信对周先生大肆攻击。十年浩劫中对立派之间罗织罪名,耍弄刀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老佛爷”对周先生当然更是施出了全身解数,诬陷污蔑。我得知,周先生参加的组织竟也为周先生立了专案组,调查他的一生行动。我当时真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此事周先生恐怕至今也不知道。我在这里不想责怪任何人。大家都是在形势所迫下进行思考,进行活动的。

我呢,我也上了牛劲,终于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给赔上。

有一天,我奉到牢头禁子(官名叫“监改人员”)之命,不要我出去参加劳动,要我在棚里等候批斗,不是主角,是“陪斗”,等于旧社会的“陪绑”,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对于被批斗,尽管我已是“老手”,什么呼口号,喊“打倒”,发言批判,满嘴捏造,我能够坐在“喷气式”上置若罔闻;但是,坐“喷气式”,挨耳光,拳打脚踢,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有人唾面自干,我却还真有点不寒而栗。当牢头禁子,带着满嘴的“国骂”向我下达命令时,我心里真有点哆嗦。我已失去一切自由,连活着的自由在内,我只有低头应命,如坐针毡似的等在牛棚里。

但是,一直到中午,也没有人来押解我。后来,有的难友悄悄告诉我说,“老佛爷”夜里抄了周先生的家——尽管周先生是中央明令要保护的人,“老佛爷”也胆敢违抗——,周先生大概事前得到消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被“揪”住。“老佛爷”的如意算盘是,揪住以后,大规模批斗,知道我同周先生的关系,才让我陪斗。我真有点后怕,如果当时周先生真被“揪”住,批斗起来,其声势之猛烈,概可想见了。在当天下午被押解着出来劳动时,我看到地上、墙上写满了“打倒猪配猿”一类的口号,想见“老佛爷”等辈咬牙切齿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