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张中行

接到韩小蕙小姐的约稿信,命我说说张中行先生与沙滩北大红楼。这个题目出得正是时候。好久以来,我就想写点有关中行先生的文章了。只是因循未果。小蕙好像未卜先知,下了这一阵及时雨,滋润了我的心,我心花怒放,灵感在我心中躁动。我又焉得不感恩图报,欣然接受呢?

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以八十七岁的高龄,每周还到工作单位去上几天班。难怪英文《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颂赞中行先生。通过英文这个实为世界语的媒介,他已扬名寰宇了。我认为,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风貌,为我们扬了眉,吐了气。我们知识分子都应该感谢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件怪事:我与中行先生同居北京大学朗润园二三十年,直到他离开这里迁入新居以前的几年,我们才认识,这个“认识”指的是见面认识,他的文章我早就认识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亡友蔡超尘先生时不时地到燕园来看我。我们是济南高中同学,很谈得来。每次我留他吃饭,他总说,到一位朋友家去吃,他就住在附近。现在推测起来,这“一位朋友”恐怕就是中行先生,他们俩是同事。愧我钝根,未能早慧。不然的话,我早个十年八年认识了中行先生,不是能更早得一些多得一些潜移默化的享受,早得一些多得一些智慧,撬开我的愚钝吗?佛家讲因缘,因缘这东西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无法抗御的。我没有什么话好说。

但是,也是由于因缘和合,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认识了中行先生。早晨起来,在门前湖边散步时,有时会碰上他。我们俩有时候只是抱拳一揖,算是打招呼,这是“土法”。还有“土法”是“见了兄弟媳妇叫嫂子,无话说三声”,说一声:“吃饭了吗?”这就等于舶来品“早安”。我常想中国礼义之邦,竟然缺少几句见面问安的话,像西洋的“早安”、“午安”、“晚安”等等。我们好像挨饿挨了一千年,见面问候,先问“吃了没有?”我同中行先生还没有饥饿到这个程度,所以不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只是抱拳一揖,然后各行其路。

有时候,我们站下来谈一谈。我们不说:“今天天气,哈,哈,哈!”我们谈一点学术界的情况,谈一谈读了什么有趣的书。有一次,我把他请进我的书房,送了他一本《陈寅恪诗集》。不意他竟然说我题写的书名字写得好。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我的“书法”是无法见人的。只在迫不得已时,才泡开毛笔,一阵涂鸦。现在受到了他的赞誉,不禁脸红。他有时也敲门,把自己的著作亲手递给我。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有一次,好像就是去年春夏之交,我们早晨散步,走到一起了,就站在小土山下,荷塘边上,谈了相当长的时间。此时,垂柳浓绿,微风乍起,鸟语花香,四周寂静。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此情此景,时时如在眼前,亦人生一乐也。可惜在大约半年以前,他乔迁新居。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喜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无限惆怅。朗润园辉煌如故,青松翠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北大文星依然荟萃。我却觉得人去园空。每天早晨,独缺一个耄耋而却健壮的老人,荷塘为之减色,碧草为之憔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中行先生是“老北大”。同他比起来,我虽在燕园已经呆了将近半个世纪,却仍然只能算是“新北大”。他在沙滩吃过饭,在红楼念过书。我也在沙滩吃过饭,却是在红楼教过书。一“念”一“教”,一字之差,时间却相差了二十年,于是“新”“老”判然分明了。即使是“新北大”吧,我在红楼和沙滩毕竟吃住过六年之久,到了今天,又哪能不回忆呢?

中行先生在文章中,曾讲过当年北大的入学考试。因为我自己是考过北大的,所以倍感亲切。1930年,当时山东唯一的一个高中——省立济南高中毕业生八十余人,来北平赶考。我们的水平不是很高。有人报了七八个大学,最后,几乎都名落孙山。到了穷途末日,朝阳大学,大概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吧,又招考了一次,一网打尽,都录取了。我当时尚缺自知之明,颇有点傲气,只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校,居然都考取了。我正做着留洋镀金的梦,觉得清华园梦的可能性大,所以就进了清华。清华入学考试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北大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又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人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我侥幸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