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

我初到哥廷根大学时,对大学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少,因此才产生了上面提到的最初想以学德国语文学为主系的想法。我之所以选了希腊文而又没有去上课的原因是,我一度甚至动了念头,想以欧洲古典语文学为主系。后来听说,德国文科高中毕业生一般都学习过8年拉丁文和6年希腊文。我在这方面什么时候能赶上德国高中毕业生的程度呢?处于绝对的劣势,我怎么能够同天资相当高的德国大学生去竞争呢?我于是立即打消了那个念头,把念头转向德国语文学。我毕竟还是读过Holderlin的诗的中国大学生嘛。

正在彷徨犹豫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我偶尔走到大学教务处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教授开课的课程表。我大吃一惊,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我看到了Prof. Waldschmidt开梵文的课程表。这不正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那一门课程吗?我在清华时曾同几个同学请求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他回答说,他不开。焉知在几年之后,在万里之外,竟能圆了我的梵文梦呢?我喜悦的心情,简直是用语言文字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于是我立即决定:选梵文。

这一个决定当然与我在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一件事是分不开的。没有当时的那一个因,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果。佛家讲“因缘和合”,谁又能违抗冥冥中这一个规律呢?我不是佛教徒,我也并不迷信;但是我却认为,因缘关系或者缘分——哲学家应该称之为偶然性吧——是无法抗御的,也是无法解释的。

如果说我毕生的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发轫的话,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发轫。我多次说过,我少无大志,干什么事情都是后知后觉。学术研究何独不然!此时距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又半,我的年龄已经到了25岁,时间是1936年5月13日,“学习簿”上有准确的记载。

上第一堂梵文课是在5月26日,地点是大学图书馆对门的著名的Gauss-Weber-Haus,是当年两个伟大的德国科学家Gauss和Weber第一次实验、发明电报的地方。房子有三层楼,已经十分古旧,也被称为“东方研究所”,因为哥廷根大学的几个从事东方学研究的研究所都设在这里。一楼是古埃及文研究所和巴比伦亚述文以及阿拉伯文研究所。二楼是印度学研究所、中东语言(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研究所、斯拉夫语言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虽然在楼上,上课却有时在楼下。所有这些语言,选的学生都很少,因此教室也就不大。

梵文课就在楼下的一间极小的教室里上。根据我的“学习簿”上的记载,我Anmeldung的时间是1936年5月26日,这也就是第一堂课开始的日子,也是我开始学习梵文的时候。选这一门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然而教授却照上不误。教授就是我毕业的恩师Ernst Waldschmidt。他刚从柏林大学的讲师位置上调来哥廷根大学充任正教授。他的前任Emli Sieg教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刚刚由于年龄关系离任退休。Waldschmidt很年轻,看样子也不过三十七八岁。他的老师是梵文大师、蜚声全球的Heinrich Luders教授。Luders在梵文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在古代梵文碑铭研究方面,是一代泰斗。印度新发现的碑铭,本国的梵文学者百读不通,总会说:“到德国柏林大学去找Luders。”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在柏林留学时也是Luders的弟子,同Waldschmidt是同门,Waldschmidt有时会对我提起此事。在德国梵文学者中,Waldschmidt也享有崇高的威望。Sieg就曾亲口对我说过:“Der Luders ist ganz fabelhaft!”(这个Luders简直是“神”了)Waldschmidt继承师门传统,毕生从事中国新疆出土的古代梵文典籍的研究。这些梵典基本上都属于佛教,间亦有极少数例外。此外,他对中亚和新疆古代艺术也有精深的研究。

在这里,我想插入一段话,先讲一讲德国,特别是哥廷根大学对一般东方学,特别是对梵文研究的历史和一般情况,这对于了解我的研究过程会有很大的帮助。德国朋友有时对我说:“德国人有一个特点,也可以算是民族性吧,越离他们远的东西,他们越感兴趣。”这是德国人的“夫子自道”,应该说是可靠的。据我个人的观察,这话真是八九不离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古代希腊和罗马,从时间上来看,离开他们很远,所以他们感兴趣;因此,欧洲古典语文学的研究,德国堪称独霸。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古代东方对他们很遥远,所以他们更感兴趣;因此,德国的东方学也称霸世界。后来一些庸俗的政治学家,专门从政治上,从德国一些统治者企图扩张领土的野心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虽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实际上却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点子上。在研究学问方面,民族的心理因素决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