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恩仇二十年（第2/5页）

几经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后遍体鳞伤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我；她流泪用红花油帮我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故乡湖北，回到了一个精密的陷阱之中。

三

辗转回到故乡深山小城，因家父的旧部多在当地为官，而我也曾经在该县委工作，因此当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渐稀，我的身份成为了利川卷烟厂的采购员；又得以自在逍遥地出入城市，采购香精、水松纸、醋酸纤维丝束之类卷烟材料。

那年的我27岁，血气方刚犹未放下心中的孤愤。当厂里为了方便，同意我长期驻汉工作后，我便开始公开出入并与同道联系了。而那时，已经知道熊召政并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报公开开除出党【本来就是主动退的】。对此，我当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于留下来的革命战友了。于是我们重新开始频繁交往，一起使酒骂座，一起关注海内外民运的动态。

他是大哥，据他说在省作协遭到许多人的揭发和迫害，但是工资仍然照发，似乎只是不负领导之责了。我那时赁居在黄鹤楼下的一个古肆里，他没事便经常来我这里小坐【现在武汉著名的茅总和我的诸多朋友皆可证明】。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经常告诉我海外消息鼓励我的斗志。我本来对此恶世并未心甘，当他提议我们应该响应海外民运，也来成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之时，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马表示即刻行动。我们俩策划，先办一份地下报纸，宣传民运启蒙大众。办报纸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钱买设备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说他负责找钱，我负责找地方找人【这个时间段在1990年10月前后】。

武汉长江的下段，有个江中孤岛叫天心洲，住着一村农民。其中一家早已进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计划卖出。我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隐蔽和便宜，他却说还在筹钱，希望我也帮他一起设法。也算是因缘凑合，注定我在劫难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筹划之时，我多年未见的一个老兄弟阿西忽然找来了。

阿西是军人子弟，在宜昌一个只有代号的单位做宣传工作。他忽然跑来问我和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联系，说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准备无偿捐给他们。我毕竟是做过警察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冒十年大牢的风险做这件事。他说他从小就想干情报工作，又支持学运，反正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很危险，也许交给民运组织还能有用。我并未告诉他我和熊召政的计划，只是对他说，你别拿来，我来帮你联系试试，如果需要再说。

阿西走后，我还是迟疑着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熊召政。他一听大喜，要我立即去取来。我当面应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经验觉得此事太不靠谱，就根本未与阿西联系。刚过几天，他就跑来找我问拿回没有，我托故说联系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暂时没法拿到。他怏怏走了，过几天电话约我去他家【中南电管局某宿舍一楼】，拉我到外面林荫道无人处中密语，要我三天之内拿到那个文件，赶赴广州流花宾馆和海外民运组织来人见面交割。他要我当场默记一个电话和联络暗语，说一旦对上就可以交付【我另有兄弟陪我去在外面等我，他没见到，现在均可旁证】。

我口头答应了，回来琢磨觉得他这个安排有点可疑。因为一旦出事，则意味着他完全没有责任，可以否定一切。联想到当初他在海南，为了巴结一个港商，竟然出卖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后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协主席，可能刑期还会更长【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证】。于是我还是按兵不动，不太愿单独赶这一趟浑水。

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虽然一边参与他的提议和密约，一边还是在考察他的品质和可信度。因为在湖北文坛，其声誉原本不良，很多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都渐渐疏远了他。但是他对我一直不错，我也很尊敬他，虽然内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党，我还是更趋于信任他的。又过了十来天，他电话问我去了广州没有，我说父亲癌症在住院，暂时没时间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犹豫原因，下午专程跑来黄鹤楼对我说——你必须去拿来了，海外来了四个人，有专家来鉴定真伪。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失去信誉呢？那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你去取来交给我，我和你一起去广州。

话说到这个地步，看着他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再怀疑犹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问题了。于是当夜我派出一个小兄弟阿华，赶赴宜昌去帮我取一个东西回来。两天后阿华带回一个密码箱，我直接拿去交给了熊召政。他让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赶去他家，他告诉我，他负责带其中的胶卷，明天出发去广州。要我带那个密封的档案袋，后天赶去广州。并约好在某个宾馆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间，他会和“民阵”的人在那里等我。【此时大约是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