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恩仇二十年

——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似乎还是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防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绝不做暴政鹰犬,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革命时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移交到我的故乡深山。但是他却决定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业。另外一个张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马拉雅跑到了尼泊尔。可悲的是该国一向不敢得罪邻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后重逢在北京,犹自对此苦笑。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我一样出于良知的选择。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皆未与他们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我电话。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审查,顺便试图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以及民营大江科研所的老邬老蒋老童等人负责掩藏在乡下【这些人后来全部入狱,和我在“一所”成为了互相照顾的牢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我,我将陈安排在我租来的一个村居里。我与一友联系后,香港“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事见当时新闻联播】。未几,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君被带回武汉羁押数月,【几乎死在里面,后来因病保外】我交给本局审查【当时围捕我们村居时,还有多个朋友在场,现在均可证明,恕不点名】。若干年后,我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再说我在本局被停职审查期间,武汉住琼追逃小组曾在审讯时与我严重冲突,也就此结下了梁子。当时我的局长卢凯森【一个有良知的老大学生,现已去世】,被我的两封长信打动,暗中同意我在审查期间自寻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时全国追逃风声正紧,我自信故乡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于是自驾摩托,千里单骑潜回湖北避难【此行之艰险惊恐,另文再述】而政治处皆我同事,此后亦未再为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