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见完了一辈子的流浪汉（第2/2页）

流浪汉故事也不总是忧伤的，有时候它们也元气满满充满喜感：有一天，我们惊讶地发现，纽约地铁站不是一个流浪艺术家可以随便挑位置卖艺的地方，所有的位置，都是按地段和人流量安排好，根据每个流浪艺术家演出的实力分配给大家的。

每年，想要在最好地段表演的艺术家们，需要去申请参加地铁公司组织的选角会，根据自己的演出表现，被分派位置——纽约地铁公司当时还有专门的星探，工作就是每天坐各类地铁线路，沿站听艺术家们的表演，从中发掘优质的流浪艺人（我们那一年，纽约地铁公司好像还出了一张叫《地铁之声》什么的、名字土得掉渣的专辑，向人们介绍纽约地铁站里蓬勃发展的多元化街头艺术）。

顺便说一句，从1994年到2004年，每年在这个地铁真人选秀中得第一名的，都是一位老伯伯，他发明了自己的一套独特装置，可以同时用嘴吹口琴，用脚踩风琴，并且操纵木偶娃娃跳舞，这个可爱的表演连续10年独霸全纽约地下铁的时代广场站最黄金地段，他是街头卖艺行业的巅峰人物。

2005年放完春节年假，我去拍了我人生中的最后一个贫困故事：当时纽约市政府削减了对某个社区慈善项目的预算，社区中给无家可归人群的过渡性住宅将会因为经费问题被关闭——这回轮到我和我的英国同学Kim一起去拍这个片子。

经过大半年的历练，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对各种危险因素见怪不怪，昂首挺胸地拎着机器在醉醺醺的人们中间走进这栋过渡性住宅（给姑娘们传授一个在不安全社区中的自我保护技巧：在危险的环境中，尽量不要跟陌生人有眼神接触，不要回应人们对你的任何评论，要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这个过渡项目，在一栋政府公租屋里，有一切公租屋都有的尿臊味、大麻味、酒精味……走道上有涂鸦，有人在楼道里大唱诺拉·琼斯（Norah Jones）的歌，也有人在楼道里因为少了钱而大声咒骂。

奇异的是，我们每个随机抽到的采访对象都觉得这里是天堂。有个黑人小伙子说，他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妈妈因为酗酒患有精神障碍，从小就带着他在街头生活。“馋了的时候，我就去麦当劳，拿几袋他们的番茄酱，一点一点吮，天哪，那真是好吃的番茄酱啊！”后来，这个小伙子在这个过渡屋里，得到了政府的经济援助，完成了汽修工的培训，正在找工作。“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都被体制一次次打败，也许这次，我可以打败它！”他高兴地对着镜头说——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马上就会被关闭。

我们采访了中心主任，采访了新旧住客，当我们准备走的时候，一位黑人大妈端着两个纸杯蛋糕来请我们去楼下的艺术工作室里喝咖啡。“我一辈子都住在街上，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有个家，我就要学烤蛋糕，请朋友们来吃。这里有烤箱，这些最美丽的工作人员给我买了面粉、奶油，教我烘焙，我觉得我明天死掉都可以！”

大妈一边带着我们往地下一楼的艺术工作室走，一边说个没完。她的英语说得有点奇怪，语音是标准的urban（具有城市或城市生活特点的）口音，但语法是凌乱的，说到最美丽的人，她用的最高级是“beautifulest people（最漂亮的人。这里语法是错的）”。

走入地下室，我和Kim惊呆了。这个房间里放满了由住在这儿的前流浪汉们创作的油画、雕塑，墙上贴满了诗歌。我当然知道被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群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艺术天才，但是在那30平方米的房间里，我们反反复复地看着每一幅画、每一个雕塑、每一首诗，久久无法成言——我在上戏接受了四年严格的艺术本科教育，Kim是剑桥英语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击倒我们的当然不是这些作品的技巧和结构，而是色彩和情绪，强烈的色彩和情绪——嘶吼、痛苦、绝望、呐喊。

大妈热情地给我们倒上了咖啡，Kim和我埋头喝着咖啡，谁也不知道该抬头说什么。临走的时候，Kim对我说：“你看到那幅画上的字了吗？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在这儿用上我学的拉丁文，那意思是‘生活与希望’。”我听了，再也忍不住，拎着三角架，头也不回地流着眼泪走出了这栋楼。我背后的走道里，那个不知名的人依然在大声地、走调地唱着诺拉·琼斯的歌。

大妈留了一个我们的电话号码，说再过一个半月，是她的生日，她要烤一个草莓蛋糕给我们吃。

她没有给我们打电话，一个月后，那个过渡中心就关闭了。我后来就搬去了纽黑文市，从此以后，都没有再拍过任何一个贫困故事。

之后的日子里，当我遇到人生的各种无法避免的处境时，偶尔会想起那一年采访流浪汉的经历，想到最后的一个采访里，伴着我走出楼道的诺拉·琼斯的歌。人生当然不可能永远只有光，有的时候，夜的那边还是夜，夜的那边依然是夜，但哪怕在最深的黑夜里，也有歌声和祷告。这歌声和祷告，让我不管在有没有光的世界，都想一直走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