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见完了一辈子的流浪汉

说真的，去美国读书前，我是想过留学生活会有多辛苦的，只是，我把故事走向想错了。我想象的读书艰苦，是像当年备考托福GRE一样，每天朝七晚二辛苦念书，图书馆遍布我的脚印，有一天借阅一本书，兴许身边正好还有个很帅的男同学微笑看着我……如此种种，但是，嘀——完全答错。

除了新闻伦理课、新闻写作课和纪录片史课，我们全部的时间，都被扔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带着摄像机和三角架拍片子。而这所充满左派新闻工作者的学院里，纪录片教授们最喜欢的故事，永远是：无家可归者、贫困、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同性恋人群。

为了功课得高分，我们要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找无家可归的人。

公园、地铁、教堂、夜间法庭、soup kitchen（救济贫民、灾民的施舍处，流动厨房）……我觉得，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把我一辈子遇到的流浪汉的配额都用完了，同时，我对贫困的认识也在一步一步进阶。现在我闭上眼睛，都能马上闻到纽约地铁里，尿臊臭味混合着醉汉身上的酒气，再加上冬天暖气烘烤着的那股奇妙组合的气味。

第一次采访流浪汉，我太天真，自己拎着个机器就去了华盛顿广场公园。曾经，那是一个流浪汉和大麻贩子甚为活跃的区域。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政府在整个公园里都装上了摄像头。流浪汉们有时为了表示抗议，会存心对着那些摄像头挥拳、骂脏话，或者唱歌、跳舞、表演。

我选择了一个穿着小丑服装在表演的流浪汉。大概是刘德华的《小丑》听多了，我居然会觉得小丑服里有一个能被我拍出孤单寂寞的灵魂，失败的痛苦与辛酸，岁月的累积，都可以由这位小丑用5分钟说出来，然后让我回家剪成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小金句。

并没有什么小金句。这位小丑，是个酒鬼，酒醉中的酒鬼。他兴奋地拉着我在长凳上坐下，反反复复地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这句永恒的问话持续了十分钟，天渐渐黑了，公园里的流浪汉越来越多，偶尔有只小松鼠会噌地从我们身边穿进树林，极大地增加了我的紧张感。

这时，有一队打完球的陌生男孩子经过我们身边，其中的一个注意到了我求助的眼神，很镇定地过来问我：“哇，好久不见啦，你还好吗？今天May和Kim也在我们的派对呢，走啦，我们一起去喝一杯！”我感激得几乎哭出来，嗖地拎着我的机器站起来说：“太好了！我当然要去的，我有好久没见May和Kim啦！”

留下醉酒的小丑，独自在长凳上看着对面的喷泉。

打球男孩子们特别绅士，坚持绕道把我送回了家，再三叮嘱我：“在这个城市里，你一定要很小心，不要随便跟这些人说话，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碰上我们，和虚拟的‘May’及‘Kim’的。”

然而我无法小心很久。没过几天我们就被派去拍“死人口”了：每年冬天，纽约降温的时候都非常冷，这个时候如果无法在教堂或者庇护所找到容身之处，在户外就很有可能被冻死——极冷的寒夜过后，警察常会在公园里清出流浪汉的尸体，所以去拍教堂、庇护所、地铁站和公园这一条线，被我们偷偷称作去拍“死人口”。

我是个情感脆弱的人，尤其不喜欢去庇护所和教堂：因为流浪汉太多，庇护所太少。每天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教堂或者庇护所施过了粥，就开始摇奖，大家或是写一个数字放进盒子里抽奖，或是真的就像体育彩票一样有个转盘，一两百个人里，摇到奖的人当晚才能留下，其他的人，就得去别的地方碰运气。有些人连着赶了几个点都没摇上号，就只好带着自己的被窝、铺盖，赶去能够生火的公园空地给自己找个暖和的地方。

流浪汉里有非常多深受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老兵，绝大部分都拄着拐杖或是坐着轮椅。剩下的一些里，年迈的，多是有酒精或者精神问题的人，年轻一些的，很多是从小就在街头生活的孩子。连续几晚看着没有中奖的人沮丧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重新走上冰冷的纽约街头，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考验——我有一个读新闻写作硕士的男同学，当时跟我们一起去了一家教堂，决定留下来，尝试过一周流浪汉的生活，写一篇深度报道。一周后他回来了，绿色的运动裤沾满了泥灰，头发乱蓬蓬的，感觉随时会有什么虫爬出来。我们问他这几天过得怎么样，他没有答话。

他始终没写出那篇关于流浪汉的深度报道。但好像是在去年，我偶然看到了一篇他写的都市贫困故事，虽然他讲述的是2015年的故事，但不知怎的，我觉得他写的，就是那个2004年年底，每天跟着流浪汉摇奖找住处的那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