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一口吃掉生活（第2/2页）

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太说话。大家的生活就是那样，谁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每天并没有什么值得更新的消息，我们一口一口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那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期待。

我出国去读书之前，燕琪生了一个女儿。我和鲍鲍带着红包和鲜奶小方去看她。她那天似乎胃口并不是很好，蛋糕并没有怎么动。第二天我就要准备去纽约了，赶着回去收拾东西，应酬亲戚朋友，匆匆聊了几句就起身告辞。许是因为产后激素不平衡的关系，燕琪大哭起来，我安慰地抱着她，瞟到桌上的红宝石蛋糕。“我们的吴江路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呢。”我心里默默想。

就这样走散了，从此我们三个人各自变得很忙，再也没能在吴江路上聚过。

2005年的时候，我仍在纽约读书，又要交一个关于“poverty”（贫穷）的纪录片。我已经很厌烦美式贫困故事的套路，跟搭档商量着怎么才能躲过又一个housing project（住房建造计划，相当于国内的廉租房，政府建的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的房子）。

“怎么界定贫穷呢？”我近乎耍无赖地问教授，“比如我找一个留学生家庭，他们全家的收入在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是不是就可以拍呢？为什么所有的贫困故事都必须是伤心的，为什么不可以有开心的穷人呢？”

一向严厉的女教授竟然默许了我的这次叛逆，让我找了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妻拍摄。那对留学生其实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贫困，但“因为都是中国同学”，答应帮忙出镜，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正能量贫困故事拍摄。

我的拍摄对象住在闹市区的学院宿舍里。男孩子是医学院的研究生，老婆先来陪读，打工存了点钱自己开始读药剂师课程。夫妻俩刚生了个儿子，婆婆从老家来帮他们带孩子。我们去拍片子的时候，老太太正热火朝天地和面，准备包饺子呢。

让毒贩子、站街女都见鬼去吧！同学们还在寒冬的纽约贫民窟里苦熬，我愉快地拍着这对夫妻，拍他们怎么跟婆婆一起精打细算地买面粉和酱油，拍他们怎么给孩子穿朋友送的旧衣服，拍他们相亲相爱地坐着公交车经过中央公园，在阳光下分开，各自去上班和上学。

这一对夫妻，有一个周末的保留节目：在第五大道上逛街。当然并没有余钱买什么东西，但他们会手牵手，一家一家店仔细地看过来，路过橱窗陈列好看的百货公司，他们就进去上个洗手间，顺便转一转；赶上玩具店打折的时候，他们就进去买些铅笔或簿子，存起来给老家亲戚的孩子当春节礼物。

除了买些打折文具，转完一整条街，他们只会花一次钱：两个人一起买一支香草冰激凌吃。“比我们在中国学校里吃的冰激凌好吃啊！”老婆说。

“那当然，”老公答，“可是你说为什么我们混了这么多年，还不舍得多买一个冰激凌吃？”

“等宝宝长大了，我们带他来吃冰激凌，到时候我和宝宝吃一个，你吃一个。”老婆又像安慰又像道歉似的，拍了拍老公的肩膀。

我们的进度，是每两周交一个片子。然而这对夫妻，我拍了3周。每个周末，我都跟着他们坐公交车到第五大道，一点一点地逛过去。跟着他们进商场去上洗手间，跟着他们找打折文具，跟着他们找到那个冰激凌车，买一个香草冰激凌分着吃。

交完这个片子的晚上，我也走到了第五大道，找到了那个冰激凌车，买了一支香草冰激凌吃。

那是个极冷的冬夜，冰激凌吃在嘴里，牙根冻得生疼，但那真是一支好吃的冰激凌啊。软软的、香香的、甜甜的，难怪那对夫妻每周都会来吃，这支冰激凌化在嘴里，就好像我也有个家在纽约，有人在等我回去似的，就是那样甜美的感觉。

我就那样坐在马路边的房子旁吃冰激凌，疼着牙，想着家。纽约的夜晚变得那么温和，我看着夜空，对着隐约的星辰狠狠地哈了一口气。鲍鲍说得对，真的，谁他妈因为饿才吃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