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在二〇五教室复活 12

我从都柏林回来一年后，我们的老朋友艾琳·达尔伯格把我介绍给罗杰·古德曼，斯特伊弗桑特高中英语部主任。他问我是否对在乔·柯伦先生养病的一两个月期间接替他的班级感兴趣。斯特伊弗桑特据说是这座城市的顶级高中，高中里的哈佛，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校，詹姆斯·卡格尼的母校。孩子们一旦被这所学校录取，全国最好的大学就会向他们敞开大门。每年有三万名学生参加斯特伊弗桑特的入学考试，而学校只录取前七百名。

现在，我在一所自己绝不可能成为七百人之一的学校教课。

几个月后乔·柯伦归来，但罗杰·古德曼给了我一个永久职位。他说孩子们喜欢我，说我是位充满活力、可爱的老师，我的加入对英语部很重要。这些赞扬让我很尴尬，但是我说：好的，谢谢你。我向自己保证我只待两年。这座城市所有的老师都争着到斯特伊弗桑特高中工作，我却想离开教学岗位。在学校上完一天课后，你带着满脑子青春期孩子的噪音、他们的担忧和他们的梦想离开学校。这些东西会跟着你吃饭，跟着你看电影，跟着你洗澡，跟着你睡觉。

你努力将它们驱赶出去。走开！走开！我要看书，改作业。那是厄运临头的预兆。走开！

我想做一些属于成年人的事，一些有重要意义的事，比如：参加会议，对秘书发号施令，和富有魅力的人一起坐在红木大会议桌旁，坐飞机出席大会，在时髦酒吧里放松休息，和性感女人一起悄悄上床，在上床前和上床后用风趣幽默的枕边风逗她们开心，乘车到康涅狄格。

一九七一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的幻想在她甜蜜的现实面前渐渐消退。我开始觉得自己在这世上很舒适自在。每天早上，我喂玛吉喝奶，给她换尿布，在厨房水池里用温暖的肥皂水沾沾她的小屁股，抵制晨报（因为看报会消耗时间），在高峰期和上班族一起站在从布鲁克林开往曼哈顿的地铁上，沿着第十五街走到斯特伊弗桑特，从等待开门的学生中间挤到学校前门，推门进去，对门卫说声“早上好”，在计时钟前打卡上班，从信箱里拿出一摞作业，和打卡上班的老师说声“早上好”，打开空荡荡的教室（二〇五教室），用长杆推开窗户，坐下并俯视空空的课桌，在第一个班的学生进来之前放松几分钟，想着那天早上在厨房水池里咯咯笑的女儿，看着灰尘在透进教室的那缕阳光中跳舞，从抽屉里拿出考勤本摊在讲台上，擦掉黑板上昨晚成人夜校法语课的语法笔记，打开教室的门，对着一拥而入的第一个班的学生说“嗨”。

罗杰·古德曼说教图解法很重要，他喜爱图解法的结构和欧几里得式的美感。我说：噢！因为我对图解法一窍不通。在学校旁边街角的加斯·豪斯酒吧餐厅里吃午饭时，他告诉我这些事。

罗杰是个秃顶的小个子，秃头在那黑中带灰的浓眉衬托下更加显眼。他留着短胡须，这给了他一种顽皮的神情。

他和老师们一起吃午饭，这使得他有别于其他校长助理，他们让我想起《卡伯特们和洛奇们》这首歌。

在波士顿这个大豆和鳕鱼的故乡，卡伯特们只和洛奇们说话，而洛奇们只和上帝说话。

有些下午，罗杰来到加斯·豪斯酒吧和我们一起喝酒。他不装模作样，总是很开心，总是鼓励人，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上司。他不摆架子，不假装聪明，还嘲弄官样文章。我认为他不会在不咯咯笑的情况下说“制订教学战略”。

他信任我，似乎认为我可以教高中四个年级中任何一个年级的课：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他甚至问我喜欢教什么课，还把我带到按年级摆放书籍的屋子。这些书被摆在顶到二十英尺高天花板的架子上，并被堆在推车上以便运往教室。这一幕让人看了赞叹不已。那儿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选集，成堆的《红字》、《麦田里的守望者》、《上了漆的鸟》、《白鲸记》、《阿罗史密斯》、《坟墓的闯入者》、《躺在黑暗中》和X.F. 肯尼迪的《诗歌概论》，有字典、诗集、短篇小说、话剧、新闻和语法的教科书。

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罗杰说，如果还有什么你喜欢的，我们可以去订购。不着急，今晚好好想想。我们去加斯·豪斯酒吧吃午饭吧。

学校、书和午饭对于罗杰来说是一件事，一成不变。结束一天的工作，老师们排队打卡回家时，他会动动眉毛，邀请你到街角去喝一杯饯行酒。一个人要走完从学校到位于布鲁克林区另一头的公寓那段遥远的路程，需要营养。有时候，他会开车送我回家。在喝了三杯马提尼酒的日子里，那些驾车旅行总是又慢又谨慎。坐在垫高了他矮小身躯的座椅上，他抓着方向盘，就像在指挥拖船一样。第二天，他会说他不大记得那趟驾车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