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奥吉

雷淑容/文

一

三十多年前，在我生长的小山村里，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傻儿子。他生下来就没有名字，人们都叫他傻子。

傻子是智障，不仅面瘫，还瘸腿。他的父母没钱给他治病，也没心情善待他——因为他是全家人的耻辱和噩梦。他们让他吃剩饭、看冷脸、睡狗窝，对他动辄谩骂和诅咒。在迷信的小山村，人们认为一个残疾的孩子是恶灵转世，是不祥的征兆，对他指指点点，骂骂咧咧，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傻子听不懂，他总是呵呵呵地傻笑，把所有的恶意当善意。

大人们很忙，他们不会打傻子。但村里的孩子会。

傻子成天没事干，喜欢在山野之间闲逛，他要么一路开心地采野花，扔得满地都是，要么追逐飞鸟或者蝴蝶，一路嗬嗬嗬地叫。也许是因为孩子们觉得他不配获得快乐，一见到他，立刻就会追上去打。傻子腿不好，逃不掉，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山村不时回荡着傻子凄厉的哭喊声：“呜呜——呜——”

那是我记忆中惊心动魄的画面，一群孩子在春天的山花烂漫中，在夏天浓密的树林里，在秋天金黄的谷场上，在冬天皑皑的雪地上，追打一个嗷嗷叫的傻子。

谁都可以欺负傻子，没有人保护他，没有人给他一点点关心或者同情。除了他们家的大黄狗。大黄狗是一只大型犬，长相凶猛，对外人总是没完没了地狂吠。但它一点儿也不嫌弃傻子，总是跟在傻子身边，像是他的保护神。正因为大黄狗不离左右，村里孩子的暴行才没那么猖狂。

我怕大黄狗，也怕傻子。我怕傻子用脏手碰我的衣服；怕他嘴角拖着长长的口水，对着我咿咿呀呀说完全听不懂的话；我怕他畸形的长相会传染；怕他进入我的梦境，把美梦变成噩梦。每次路过他家门口，我都会把心提到嗓子眼上。有一天，当我从他家门口蹑手蹑脚经过的时候，只听见一阵低沉的咆哮，接着大黄狗跃门而出，朝我扑过来。我吓得连哭带叫，没跑出几步，就跌坐地上。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等着它的撕咬。

但是很奇怪，大黄狗不但没有扑上来，反而突然哼叽一声，一屁股坐在了我身边。我抬头一看，只见傻子正摸着它的头，嗬嗬嗬地傻笑着。

那是我第一次与傻子对视，也是我唯一一次真正看清他的脸——他的头是变形的，五官歪斜，但是他眼神温柔，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绵羊。

傻子没长到十岁就死了。他的父母甚至都没把他葬在家族坟地，而是在山坡上随便挖了个坑，草草埋了。他就像一棵野草，短暂地来到这个世界，自生自灭。奇怪的是，很多年以后，村子里的人和事我都已经淡忘，唯有他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二

2014年10月，我和儿子土豆搬到上海，住进了一间小公寓，为来年春天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做准备。

对儿子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在十四岁之际下定决心要成为钢琴家，意味着他不仅要离开喜欢的学校、老师和同学，离开家乡，离开舒适的家，离开正常的生活，更意味着从此离开宽阔的罗马大道，走上一条苦心孤诣追求艺术的羊肠小道。这是一个孤独的选择。

上海的公寓很旧很小，除了他的三角钢琴，几乎家徒四壁。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自然就生出凄凉的感觉。恰好这时，我接到了一个翻译任务，不假思索就应了下来，同时做了一个严格的进度计划：每天1500字，雷打不动，三个月完成。以我的经验，到一个新地方，只要尽快开始做事，就能迅速融入当地的生活，摆脱茫然和无助。

我几乎是在仓促打开第一页的时候才知道主人公是一个非正常的十岁孩子。这孩子大名叫奥古斯特，小名叫奥吉。这本书的书名是《奇迹男孩》。

从一开始，我就把土豆拉进了我的翻译旅程，把他变成了我的第一读者兼“翻译助理”。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全世界的同龄小男孩都拥有同步的娱乐生活。奥吉是一个即将上初一的小男孩，而土豆即将从初中毕业，他们之间天然存在许多共同的密码。接下来形成了一个惯例，当我完成每天的翻译任务离开电脑时，土豆就自动坐到电脑前追看我的译文，检查有没有出现常识性错误或者过于成人化的语言——这是我的要求，奥吉只有十岁，我希望译文符合他的年纪和他所在的时代，不要落伍，也不要成人化，虽然他的思想比同龄孩子成熟。土豆自然当仁不让，甚至吹毛求疵。

“奥吉妈妈的分数计算糟透了，你应该说‘弱爆了’！”

“夏洛特穿的卡洛驰凉鞋，中国人不这么说，你最好改成‘洞洞鞋’！”

“奥吉说，图什曼先生是我新学校的老板，你可以把老板改成‘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