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床上的早餐（第2/4页）

住进这个新房间的第一晚，熄灯后，我看到棕色的小虫子从地板里出来，往墙上爬。我望着它们，同时在想天花板上有什么吸引它们。为了打发时间，我在脑海里想象着一场赛跑，打赌它们中的一个会先到达天花板。在20世纪60年代末，医院的病房里还没有屏幕，我就靠身边有的东西自娱自乐，比如这些蟑螂。

一天清早，我有了第一批访客。是妇科医生夫妇，我为他们工作了几星期。“您好啊，怎么样了？”她问我。我挺好的。好吧，可能并不是“挺好”，但无论如何，我在医院里过得很开心。

“您还记得什么吗？”

“不，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在回答时，我意识到，自从来了医院，还没有问为什么来。同往常一样，我又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但并没有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感到惊奇。

“早上，您来看我，说头疼。我就给了您一个药片，之后您就继续工作了。”

“我不记得了……”

“那天晚上，我们有客人，您和管家一起做饭。”

“啊……”

我突然感受到了巨大的挫败感：我错过了第一次接待工作。他们对我做的菜还满意吗？他们会不会觉得我的连衣裙很漂亮？我永远不会知道了。太可惜了。

“晚餐期间，”她继续说，“您在准备上菜。我按了两次铃，您都没有回应。我于是去了膳食室，看看发生了什么。您盘腿坐在地上，在洗碗机前，还把碗盘都放了进去。”

“我没打碎什么吧？”我问，突然担心自己别做了蠢事。

“没有，没有，您不要担心……您很认真地把盘子放进了滚筒里，您做得很好。”

我想象着那幅画面，根本不相信，觉得她讲的是另一个人。

“我们让您躺在床上，我的丈夫测了您的体温，高烧41度。我们马上叫了救护车，所以您就到博荣医院这儿来了。”

先生和夫人还带来了我的行李箱和我的所有物品。我很高兴，里面还有我的小猫，那是我和妹妹玛丽-弗朗丝仅存的联结。不过，我的天竺葵不见了踪迹。当然，我没向他们表露出来。几分钟后，我看到他们离开了，他们祝愿我“迅速康复”。这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再也看不到那间漂亮的卧室和带有帏盖的床了。我有点难过。

一天下午，我看到一个矮个子的棕发女士进来，西瓜头发型，胳膊下面夹着一个本子。她的身后，是我的父亲。我马上闻到了中央市场、下水和风干了的血的味道。他又脏又臭，每日如此。他低垂着头，眼神躲闪，局促不安。我认出了他的表情，在那个疯女人对他喊叫时，他也习惯于露出这种尴尬的表情。陪同他的女士是社会工作助理。“我先走了。”她对我父亲说。那天我们的短暂交谈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半点痕迹。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在打转：“让他走，让他走，让他走……”事实上，真正让我惊恐的念头是：不得不离开医院。更可怕的是：必须回到他们家，回到她家。最后，我父亲像来时一样离开了，他低垂着头，眼睛盯着鞋子。真是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莎伏安艾克来看我。“有人过来看你了！”她愉快地对我说。但我并没有回答。“啊……你爸爸来看你了，不是吗？”她接着强调。我又一次感觉到害怕，他们要把我送回博比尼。我试着保持平静，但眼神一定暴露了我的不安。我没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说，只是摇了摇头。莎伏安艾克注视了我几秒钟，微笑着换了话题，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想吃什么，小姑娘？”我总是回答不出来。我被卡住了。第二天一早，她笑着走进了我的房间，笑容比以往更灿烂。“嗨，看看我给你找到什么了……”莎伏安艾克对我说，手里拿着一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这是给我的礼物。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我又找回了笑容。莎伏安艾克也笑着离开了。

她向我展示如何使用收音机。在最上面，有个按钮负责开关。还有个大的旋钮用来搜索广播电台。我听音乐，经典音乐，例如：让·费拉，乔治·布拉桑，雅克·布雷尔，查尔斯·德内，伊迪丝·琵雅芙，提诺·罗希，芭芭拉，等等。对于当时的流行歌手，如：强尼·哈立戴，茜尔维·瓦尔坦，或者克劳德·佛朗索瓦，我就没那么喜爱了。但我什么都听，乐此不疲。莎伏安艾克的礼物标志着我人生中最甜蜜时刻的开端。从这天起，我的周围便只有亲切与善意：几乎每一天，莎伏安艾克都会给我带来一件小礼物。她先是送给我一件白色的绒布睡衣，上面有小玫瑰花，还有漂亮的彼得·潘领。她还会经常来我房间给我一些杂志和书籍。我的第一本枕边书是《胡萝卜须》。有时，我会出去做透视或检查，回来后就发现枕头下有个礼物。每天早晨，所有病人们都会有一大块面包，但莎伏安艾克总会给我找到一块羊角面包。她是不是知道我生活中没什么亲人？一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