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朝九晚五（第2/4页）

我知道我并不想回到那时候。有些事情改变了，我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部分地认为，这孩子的存在教给了我一种责任感，即现在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是该成熟一些了。但也许我学到的东西恰恰相反。到学校给他喂午饭、试着鼓励他交朋友、逗他开心帮他度过恐怖阶段等等所花的时间，也许教授了我游戏的价值，向无忧无虑看齐的价值。我想过找一份教学助理的差事，但我真的不想教书——代数、分数、服从另一个人对课程的见解，肯定样样都包含太多的责任。“游戏”却是我唯一流连忘返的事情——从游戏治疗，到再“丢掉”这孩子的时候设法再次捕获他的心——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游戏的价值被人们大大低估了。

我在一个儿童看护之家找到个工作，离我的住处不到1英里。那是个缓和治疗中心，严重残疾的儿童可以去那儿过周末，或者每两个月去住几天，好让他们的家长和保姆们歇一歇。我喜欢这地方的喧闹，孩子们在里面游戏、找乐子，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当他们想当的任何人，而没有必须遵循一项学习计划或许多严规的约束。

我为这工作做的背景研究比以前或以后为任何差事所做的还要多。我知道我想得到它。“每个孩子都重要”……“一个孩子的五大成就”……区议会的安保政策……我统统都记住了。工作时间很糟心（个个周末都要早、晚、通宵三班倒），所以这孩子的妈妈答应尽量灵活安排她的时间。待遇更差，才到好些年前我在洗发水厂时的水平。我明白我们的生活已不同往日，但这却是一次能让我们多多少少回到正轨的机会。也许还是一个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转化成某种观点的机会。

第一天去上班，我不确定以后会怎么样。别的职员对我心怀猜疑：这家伙没有专业护理经验或相关背景。我第一次换班，是为了照顾一个大家叫他乔伊的少年。乔伊像我这孩子一样被诊断为自闭症，但是从这个词本身出发，他们就显得大不一样了。他大概十五岁，各方面的问题都比这孩子严重一大截。他有学习能力障碍，不会说话，双倍缺少自制力。别人事先给了他我的照片，以助他适应一张新面孔，但那似乎作用不大。我到那房间去见他，他登时就来气了，开始攻击我，一边动粗一边把我推开。

更糟的还在后面，他将恐惧和愤怒转向自身，对自己抱以重拳，不知节制得令人后怕。见此情景，我只感到心碎，那是我引起的，我却无能为力。一个同事走进来安慰他，保证一切都还好好的。我退了出去，感觉自己坏了事，之后都躲在办公室读护理计划，把文件堆当成避风港。

回家时我觉得自己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误。现在写来好像挺冷漠无情，但我只能想到这个说法，那就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有像乔伊这样的孩子。我以为残障就意味着要靠人抱起来、要用轮椅推、要听催眠曲才能睡着，我以为我这孩子就代表了自闭症，却没想到它除了上述种种，还能将恐惧、愤怒、难过和暴力融合一处。也许是我幼稚，也许我们应该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不同程度的残疾。

对不起，乔伊。我没有那种知识。

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我慢慢地和乔伊还有别的孩子熟络起来。这工作成了我有过的最美妙的工作。每次调班会遇到什么人，我从来无从得知。我看护过一个男孩，他对下雨天是那么苦恼，竟至于一见到天空转成灰色就想把墙上的灭火器统统扯下来；一个青少年，痛恨衣服抵着皮肤的感觉，总是想把衣服都撕破；一个小盲女，迷恋唇膏，对无线电台频率几乎无所不晓。而使我最感惊异的是，在这些孩子一举一动——每一次哭泣，每一个微笑，有时甚至是每一次眨眼——都大声而清晰地传达出自己的需求的情况下，他们怎么会被认为不能与人沟通，因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是在向一个充耳不闻的世界说话。

在护理行业工作有个难题，一方面我觉得这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份差事，一方面我只从中得到个人职业史上最微薄的工资。自从在洗发水厂给500毫升的瓶装护发素盖盖子的愣头青岁月以来，我就没见过这么点钱。而且我还感到有点自欺欺人——要不是我儿子将我引入了自闭症的世界，我会考虑这样一份工作吗？我很怀疑。为确保有足够的钱熬过周末而去兑现支票，这倒是个更有吸引力得多的选择。

作为一个护理工作者还要承受一些挫败感：被告知经费不足，没法带孩子们出去游玩，然后却发现整箱整箱价值不菲的文具为了所谓护理中心的“品牌再造”而被扔掉；工作过程本身充满危险；没完没了在老朽的电脑上做文书工作、填写表格，而这本来是那些为了更趁手的差事逃避办公室的人干的活；工作所要求的能力，总像是只要会读些怎么样才算一名好看护的东西就行，而不是亲自去实现；风险评估，换班报告，以及强加在护理工作本身上面的护理计划。我们都知道，人们不会为了钱而从事护理行业，但给予他们职业安全感，使他们感到有价值和被赞赏，这些都环环相扣，对整个系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