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坠落（第3/4页）

后来社区医生来了，然后是社区的精神保健小组。我能跟他们说什么？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一头正走向瀑布后面的洞穴的大象。我不知道怎样将这些事的任何一部分形诸言语，而且如果我试图说出，我想我会泪流不止地哭啊哭啊。所以，我困在自己的现实中越久，这种现实就越安全。我不吃他们给的抗抑郁药物，当他们在白天我妻子上班了而这孩子在幼儿园时来找我，我不给他们开门。我每天冒险下楼去调小电话的音量，拔掉门铃的电池。然后我撤回去，又钻进羽绒被下面；如果我完美地一动不动地躺着，我甚至可以说服自己我根本不存在。

没过多久，我丧失了对真实与虚幻的最后的感知力。在事情终于有点头绪之前，我甚至不确定我在卧室里待了多长时间。我记得分明的是，妄想症已大获全胜。那是在初夏时节，奇怪的苍蝇飞入房间，而我相信它们是安装了微缩摄像头的间谍，不是我老板就是医疗组织派来的。他们都不值得信任。每个人都成了我的敌人。数周以来我一直在头脑中与自己进行的对话终于迸溅出来，我开始大声对自己说话。那点最后的感知力没了。

我尤为记得一个上午，家里出现乱糟糟的动静，我能听见楼下的人声模糊地交谈着。我记得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真的，并且记得这种感觉有多么可怖。到这时我才知道我是病了，但感觉这仍像是我自造的某种东西。我想我能让自己迅速跳出来。假如我当天起来去工作，这些统统不会发生。

声音最终进房间来了。一位精神科顾问医生，一位精神科护士，我的社区医生，还有一名社工。好大阵容！他们踱进来，一只苍蝇尾随其后穿过门洞。这是个预兆——如果我需要一个的话——预示他们都是坏人。

我藏在羽绒被之下躲开他们，他们说话时，我想逃得更远，远至那个我独有的世界。那精神科护士——一个与我同名的英俊温柔的爱尔兰男子，即便那时我也觉得他是个好人——俯下身来，我感到他的手隔着羽绒被放到了我的背上。“约翰，你生病了。我们大家认为去医院住一阵子对你会有帮助。”

如同过去在壁炉前看电视的那些时日，我确保不让他知道，但是那天，他的举动中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在昏暗中，我的肩膀仍僵滞着，眼泪却沿着脸颊汩汩而下。“好，”我在羽绒被下咬着嘴唇说，“我下午就去。”

我感觉他们不相信我。这毕竟不是别人第一次建议我住院，社区精神保健组几星期前就试过劝说我。

“我们希望你现在就去，约翰。”精神科顾问医生说。他企图以护士约翰那种浑然天成、柔软而温和的嗓音说话，但不怎么管用。在我听来，他的语调中含有一点胁迫，“外面有辆救护车载你去。”

我终究同意了。我不断地想拖延，因为那心理医生将我推上了绝境，加剧了我的妄想症。“我抽根烟就好。”“我得先换衣服。”……

他们告诉我救护车在等着，所以又被劝说了一会儿后，我投降了。几周甚至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踏出家门。那天，世界显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太真实。我无法形容。

唯一错不了的真实事物，是那辆停在门前的救护车。它看去与周遭格格不入，一如救护车在熟悉的环境中常有的样子。那就像《神秘博士》的一个场景，你在其中看到塔迪斯[1]停在现代卡迪夫城[2]的中央，在它后面，微微抬升的马路上停着一辆警车。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毕竟我是在伦敦的东南部。

我登上救护车，坐在靠近后门的下拉座位上。“恐怕你得躺到床上去，”卫生员说，“座位不够。”

我耸耸肩，爬上担架床。他立刻将几根红皮带从我身上拉过去绑住我，这样我的手脚就动不了了。“放心，兄弟，”我说，“我不是嗜血的汉尼拔·莱克特[3]。”没一个人笑。

我注意到妻子坐在对面。多少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她。她朝我笑，只是努动了一下嘴唇。她的眼睛并无反应。她看起来是那么疲倦，那么难过。那位社工也爬上救护车，占了个后门边的位置。她一进来，技术人员就拉上门，对司机说可以了，于是我们就出发了。透过后车窗，我看见那辆警车跟在后头。社工带着轻微的咳嗽清了清嗓子，而后发表了一通她以前肯定重复过许多次的声明：

“约翰，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二条款，你被医院拘禁了……”

她的话不止这些，但是当我妻子凑过来握住我的手时，她的声音似乎渐渐褪去，融进背景之中了。妻子稍稍用力地捏了捏我的手。我不知道是否是由于这一动作的真切可感，抑或是因为数周里第一次跟人接触，反正我转了个身，面对着救护车的侧壁。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叫旁人注意，但我的肩膀难以自持地上下颤抖起来——而且，平生第一次，感觉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