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衡量价值的必要性

如果你只想要一杯橙汁，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榨一加仑葡萄汁？

在如今人人都急功近利、追求成功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要肯去做，我们就能做成任何事。换句话说，我们信奉能力无极限。即使明知每天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还是坚持认为，每天、每月、每年我们都有能力做成更多的事。我们告诉自己，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如虎添翼，只要一心多用，多方面齐头并进，我们就能左右逢源，处处开花。

其实，这并不是互联网时代催生的新现象。我们的文化不会因为谷歌的出现和iPhone的诞生而突然转变。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们不努力奋斗、做更多、做更好，就会被别人超越。这种思维方式在几十年间不断滋长，科技只是推波助澜罢了。

霍华德也深入思考了“我们还能做更多，也能做得更好”这个文化现象，尤其是这种文化倾向已经开始影响他的那些得意门生，这些人正雄赳赳气昂昂地想要闯出一番事业。他在自己的书《恰如其分》里聚焦了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霍华德做了广泛的调查，他想看看那些成功者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财政状况和个人雄心壮志定位得到底有多高。霍华德和他的合著者劳拉·纳什细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全面、完美地完成所有的人生计划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陷阱。他们认为，“我们还能做更多，也能做得更好”的文化心理主要归咎于所谓的“名人文化”。

在名人文化中，成功本身被美化了。新的成就没有赢得掌声，只是被当作超越的目标。名人文化让人想到神话故事里的西西弗斯（被惩罚一生都推石头上山）和代达罗斯（他的目标永远遥不可及），现在这种神话寓言有了现实版：我们不断谋求，可我们追求的东西总遥不可及，这让我们像推石头上山一样白费力。量力而行、轻松过日子、知足似乎永远不会出现在名人文化中。就像《恰如其分》中所说的，为了自我成就我们都把自己看作无所不能。

“除此之外，”霍华德补充说，“我们总是胡乱攀比搞得自己不开心，总有人走在我们前头，我们总能找到攀比的对象：总有人比我们更漂亮、更有钱、更健壮、更有趣；总有人更适合做家长、配偶，甚至有人还能全面发展。如果我们用名人文化的标准要求自己，比赛还没开始我们就输了。”

我也不免受到了名人文化的影响，也没有抵抗住“永远不够好”对我的潜意识的侵袭。在我全家人受到那段在医院“趴窝”的煎熬时，我甚至还沦为了这个观念的牺牲品。虽然那段时间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合理安排时间的决定：珍妮弗、丹尼尔和未出世的迈克尔排第一，其他事情都靠边，但我还是发现自己在面对没有按时完成的事务时会感到焦虑。我想，如果我能再稍稍加把劲，再付出一点点努力，也许能有更不错的收获。这本书，还有我对霍华德的一片感激之情也是造成我焦虑的原因之一。在医院住的那段时间，虽然我在夜间有时间写书，但还是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那段时间我所担任的角色只是一个丈夫。

在我太太在医院待了大约一个月后，这种希望自己无所不能所带来的焦虑情绪在我接到霍华德的一个电话时全面爆发了。我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只知道不断地向他表达歉意，因为我这本书的进度严重滞后了。“我知道我现在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写书上，我也知道这不是我的错。”我说，“但我还是觉得很抱歉，我不想让你对我感到失望。”

“我知道。”他带着深深的理解非常大度地回答，“你的确是一个可以胜任一切的男子汉，你非常容易陷入这种想法，并且是无意识的，认为你可以把一切都完成得很好，即便是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我长话短说吧。”他故意放慢了语速，“别因为我而感到焦虑，也别再做完美先生了。”

“什么意思？”我问。

“艾瑞克，我知道你听懂了，但我还是要重复一遍，因为在忙碌的生活里这句话太容易被我们抛在脑后。”然后他向我提起了我们在散步会议间的一次对话，“在校时各门成绩保持A是很合情合理的，因为学校的分级系统很合理，只要具备合理安排时间和精力的能力就能拿高分，但生活不是课堂，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在每件事上都拿高分。我们的生活太复杂了，有很多事我们不能面面俱到。这也是宇宙的物理定律，就好像你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一样。”

他一边大笑一边继续说道：“对于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来说，没有比意识到自己的目标需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更让人沮丧的了。”

霍华德的话让我想起我曾经希望自己拥有超能力的念头，比如克隆自己，拿一分钟当一百二十分钟过，和家人、同事、朋友之间能用心灵感应进行沟通。我还想起我的一个朋友，相当于社交网络发展之父的沃伦·亚当斯曾找我抱怨，即便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还是说：“艾瑞克，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会想我今天会不会对自己失望。我觉得我这种心态跟二十六岁刚拿到研究生学位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或四十三岁需要同时兼顾家庭事业的女性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