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宇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

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