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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简单的叙述也给这些年轻人带来鼓舞。在刊物销数的增加中他们看出来许多不相识的读者的同情。从一些看不见的处所，从一些看不见的人那里，同情不断地来，这全是对于他们呼吁的答复和实际的响应。年轻的心容易了解而且相信年轻的心，所以他们重视这些同情。年轻人永远怀着高飞的雄心，因此哪怕一线的光明和希望也可以鼓舞他们走很远的路程。

在张还如后方继舜便以周报总编辑的身份来说话。他报告了一般的情形。他谈到第三年的计划；他还举出一些读者的意见，提出他的改革的方针。他要求没有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们尽量地批评周报的内容，对改革的方针也多贡献意见。

这一次说话的人较多，大家很坦白地说话，讨论问题。没有人对周报不满意，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周报办得更精彩。众人听说上海和重庆都有一批稿子寄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琴说话不多，这时她却提供一个意见。她问众人有没有看见觉慧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她主张把它转载。她还说，应该将这种文章多多传播，使那些只知道爱伦。凯和谢野晶子的人明白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以外还有新的天地。

“觉慧的文章吗？我读过了，很痛快！我赞成转载它。觉慧在上海容易找这些材料，我们这里什么都缺少，”方继舜兴奋地答道。

程鉴冰和吴京士学没有读过觉慧的文章，他们热心地询问文章的内容。

“我们的刊物就需要这种带煽动性的文章，就需要这种革命家的传记，”张惠如叙述了《苏菲亚传》的内容之后，还激动地说了上面的话。

“那么写信去叫觉慧和别的朋友多寄点这类文章来，”觉民提议道。

“很好，觉民，你今天晚上就写信去叫觉慧寄文章来，我不另外写信了，”方继舜用坚定的声音说。他说话常常用这样的声音，他这个人做事很少有过犹豫。他思想快，决断快。他接着又高兴地说：“我们的周报有办法。有了这些好文章，还愁不会感动读者！”

“你自己下期有什么文章？”张惠如在旁边问道。“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文章多，你就不写啊！”

“我在写一篇短东西，又是跟‘五老七贤’捣乱的，”方继舜笑答道，他想到了那几段骂得痛快的地方。

“好得很！我们刊物好些时候没有骂他们了。他们近来又嚣张起来，总是向某公某帅拍电报，说那种肉麻的话，而且还把电报拍到省外去了。真讨厌！”张惠如听说要骂“五老七贤”，觉得痛快，就带笑地说。

“他说似乎对我们开始注意起来了。我听说冯乐山最近写信给‘高师’校长要他注意学生的思想问题，说是有过激派混在里头捣乱，”方继舜改变了语调说道。

“那么他一定也会写信给我们的校长，等我到学校里去打听看，”陈迟气愤地说。

“你们‘外专’没有问题，廖校长本来就是个新派，他不会听他们的话，跟我们的校长不同，”方继舜说。他的脸上又露出轻视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

“我也是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垂死的人了，我们却正在年少有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跟我们比？”张惠如充满自信地说。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商量商量，就是我们周报的两周年纪念会，”张还如大声说，唤起了众人的注意。

“不错，这应该提出来大家讨论，日期离现在只有两个多月，我们平日工夫又不多，”方继舜接着说。

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周报好象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家辛辛苦苦地抚养了“他”。第一个孩子夭亡了，他们记得“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死去的。现在第二个孩子居然看见了阳光，比较畅快地呼吸着空气，经历了一些苦难，终于逼近了“他”的第二个生日。“他”的存在也是精力、坚忍、困苦以及信仰和友情的凭证。仿佛是“他”把他们联系得更密切。“他”给他们带来安慰，“他”增加了他们的自信，“他”消耗了(或者更可以说是吸收了)他们的纯洁的力量。“他”的生日不是寻常的日子，他们都以为应该好好地举行一次庆祝的宴会。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就常常谈起这件事情。如今日期近了，他们应该坦率地发表意见。

每个人都兴奋地发言。没有人隐藏着什么或者不感到兴趣。他们推举了筹备委员。张还如、黄存仁、高觉民、张蕴华(琴)、程鉴冰被推举出来担负这个责任。谁也不推辞，他们找不到推辞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