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七（第2/3页）

但像他那种性格的人不能长久闭上眼睛的。他相信，愿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名辞有些意义"。到外国旅行了一次——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国，瑞士，德国——这个信念亦为之动摇了。参看这时期，他给他年轻的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姑母的信，那么可爱，充满着青年的蓬勃之气。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执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对于进步的迷信亦是空虚的……""当我看到头从人身上分离了滚到篮中去的时候，在我生命的全力上，我懂得现有的维持公共治安的理论，没有一条足以证明这种行为的合理。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据着若干理论，认为这是必需的，我，我总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可以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忏悔录》。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看见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这幕情景使他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写于卢塞恩地方），全集卷五上写出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者的幻想，和那些"在善与恶的领域中唱着幻想的高调的人"的轻蔑。

"为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些幻想的认识却毁灭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而谁将和我确言何谓自由，何谓奴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那里善与恶才不互存并立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回到俄罗斯，到他的本乡亚斯纳亚，他重新留意农人运动。从瑞士直接回到俄罗斯时，他发现"在俄国的生活是一桩永久的痛苦！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人的个人意识，而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意识。因为这里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学校，可不知道教授什么。为学习起见，自一八六○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欧洲。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奥尔巴赫（在德国德累斯顿），他是第一个感应他去作民众教育的人；在基辛根结识福禄培尔；在伦敦结识赫尔岑，在比京结识普鲁东，似乎给他许多感应。

他研究各种不同的教育论。不必说他把这些学说一齐摒斥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学校于他显得可笑的——如报纸，博物院，图书馆，街道，生活，一切为他称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强迫的学校是他认为不祥的，愚蠢的；故当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时，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即是自然的学校。尤其在一八六一——六二年间。自由是他的原则。他不答应一般特殊阶级，"享有特权的自由社会"，把他的学问和错误，强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众学习。他没有这种权利。这种强迫教育的方法，在大学里，从来不能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人，而产生了堕落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毫无目的地从旧环境中驱逐出来的人——少年时代已经骄傲惯了，此刻在社会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只能变成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教育与修养》。参看《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卷二。应当由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不在乎"一般知识分子强令他们学习的读与写的艺术"，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理由：他有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试着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满足这些需求！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家的理论，托尔斯泰试着要在亚斯纳亚作一番实验，他在那里不像是他的学生们的老师更似他们的同学。托尔斯泰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中发表他的理论（一八六二年），全集卷十三。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为人间的精神。一八六一年被任为克拉皮夫纳区域的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与zheng府滥施威权之下成为民众保护人。

但不应当相信这社会活动已使他满足而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他继续受着种种敌对的情欲支配。虽然他竭力接近民众，他仍爱，永远爱社交，他有这种需求。有时，享乐的欲望侵扰他；有时，一种好动的性情刺激他。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险去猎熊。他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甚至他会受他瞧不起的圣彼得堡文坛的影响。从这些歧途中出来，他为了厌恶，陷于精神狂乱。这时期的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艺术上与精神上的犹疑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一八五六年）全集卷四倾向于典雅、夸大、浮华的表现，在托尔斯泰的全体作品中不相称的。一八五七年在法国第戎写的《阿尔贝》全集卷五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惯有的深刻与确切。《记数人日记》（一八五六年）同前更动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憎恶。他的化身，涅赫留多夫亲王，在一个下流的区处自杀了："他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高超的感应；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为了什么剧烈的情欲，只是为了缺乏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