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在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

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30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家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倾巢出动，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民王赶赶家抱来的小狗，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明亮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式，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佞，不好使唤，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在公社我们可以用从北京带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的，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驮回来的粮食搁在我们窑里，由老大张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实，话也少，女生窑里原本四个女生，一个回去养病了，得的病很时髦，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哪儿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郁，脸冲着墙一坐一天，不说一句话。支书怕她自杀，让她回去了；另一个她爸爸是个造反干部，写了个条子，就调县里当播音员了。窑里就剩了我和老大，一条可以睡七八个人的大长炕，我们俩一头一个，中间是空空荡荡的炕席，谁不挨着谁。我俩都没有靠山和后门，老大出身工人世家，根红苗正，她爷爷参加过长辛店“二七”工人大罢工，她爸爸是铁路信号厂六级车工，她本人当过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队员， 当过“西纠”的老大别看人高马大，站在那里女拿破伦似的威武，胆子可比谁都小，她最怕的就是鬼，在她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鬼。老大一到天黑就不敢出门，最怕过坟地，她说天一黑，坟里的鬼就会出来，在自己的坟堆上坐着……老大那个工人爸爸名声好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其实什么也不领导，一点儿权利也没有，购货本上半斤白糖二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两碱面，他不比别人多一分一毫，上班就知道摇手柄车螺丝帽，这样的爸爸写一百张条子也没人把他闺女折腾出去当播音员！

我尽量将自己的情况讲述得简单，这主要是得益于莫姜的真传，得益于大秀的点拨。在莫姜事件后不久，父母亲就去了，是一块儿去的。父亲一辈子喜欢远游，这回是带着母亲走了，两个人吃了安眠药，睡过去没醒过来。父亲这趟远游是游得远了，再也回不来了。

其实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人家国务委员都拉出来游了街，照样吃喝不误，他一个政协的，让几张大字报，一个莫姜乱了分寸，匆匆忙忙奔往他界，划不来！填写出身的时候，依照大秀的嘱咐，我填自己的出身是“自由职业者”，谁也说不清“自由职业”是个什么职业，但提起父亲母亲总要费些口舌解释他们为什么同一天死，当然，最好的解释是“煤气中毒”。

在知青中，我的年纪大，因为听话，肯吃苦，会写批判文章，能整材料，当了知青点的“点长”。到农村第二年，上边给支部下达了“知青火线入党”的指标，各村都有，必须完成，硬任务。村支部有意发展我入党，介绍人是发财和他爹，两个农民介绍一个“自由职业”加入党组织，挺有意思。

回过头来继续说吃。

管粮的老大根本管不住粮，她管的只是领粮的粮本，饭是大家轮着做，两人一天，谁做饭谁舀面 ，舀多舀少全凭感觉。做饭是大家都乐意干的活，不出工白记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年底按分分红，分的结果是每人倒找队里多少多少钱。

我们每人做饭都使出了看家本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饭便做得空前绝后，花样翻新，非后顺沟的土农民可比。粮食驮来的前十天，我们的饭桌上比较充盈，烙饼馒头干面条，往死里撑，不撑得肚子疼不叫吃饱；当中十天吃得比较简约，比较柔软，稀粥糊糊疙瘩汤，老五说这叫“哄上坡”，看来吃得撑，拉着车上到峁顶就泄没了；最后十天是“自力更生”，我是点长，我郑重宣布，自今日开始，像《地道战》一样，咱们得“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