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母亲生了三个女儿，按兄弟姐妹的顺序排是十二、十三、十四。按叶家的女孩论是五、六、七，我就是那个老七。我常自比为叶家“七仙女”，喜欢看的戏是《天河配》，也就是牛郎织女，逢到七月初七，要躲到葡萄架底下去偷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北京人都这么糊弄小孩子，其实全是瞎掰，人家真有什么“悄悄话”也轮不到我们去听。我们家跟着我到葡萄架底下干这种傻事的只有一个，我的五姐姐。五姐姐比我大不少，本来我母亲说生两个足够了，她已经不年轻，可不知怎的，在四十多的时候又突然来了个我，用父亲的说法我是“拉秧”的瓜。开始还不明白什么是“拉秧的瓜”，后来才知道，敢情是长不熟天就冷了，扯断瓜秧，残留在上头可怜兮兮的青瓜蛋子。倘若说“拉秧的瓜”智商欠缺，傻拉吧唧去听牛郎织女说话尚有情可原，五姐可是结了婚的，五姐这个老完家的媳妇不住婆家住娘家，永远是一颗童心，永远长不大。在叶家的孩子中，与我厮混时间最长的当属老七，其次就是五姐了。五姐在娘家迎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并且参加了街道的一系列宣传活动，成为积极分子，后来还入了党，说她是我们家三姐之外第二个投身到革命队伍的人，应该没错。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在此之前参加革命的属于老干部，待遇要比建国后参加工作的高，到老了是离休，不是退休，北平解放在1948年11月，所以我们家的离休人员只有五姐一个。

作为老干部的五姐有过两次婚姻，儿女不少，到老年却显得有些孤单。不是没钱，是没人，老龄化问题如今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要面临的严酷事情，如果能成为原五姐夫占泰那种不理世事的超脱半仙儿也好，能像后五姐夫王连长那样先老伴而去，落个大松心也好，怕就怕半死不活，孤孤单单，寂寂寞寞地捱着，沉闷啊！沉闷的五姐在北京复兴门的高楼上过着平淡的晚年，每回给我打电话都要抱怨，抱怨儿女的不孝，抱怨北京的污染，抱怨菜价的上涨，抱怨兄弟们的冷漠……我劝她多去看看仍旧住在戏楼胡同的原五姐夫，她说，当然是常去的，爱情不在友情还在，他今年的被褥还是我给拆洗的，紫阳老家送来的上好米酒，我也全给他送去了……

我让她到西安来跟我住些日子，她不来，说她不喜欢西安，一吃羊肉泡她就想起王昭君，想起“万里腥膻如许”的句子，怎么得了！亏我能在西安这样的地方一待四十年。我告诉她，羊肉泡和万里腥膻没关系，王昭君是从西安走出的，她到了出产羊肉、羊绒的地界，但是她不代表羊肉，不代表腥膻。五姐说她在内蒙搞过“四清”，王昭君名义上是埋在了呼和浩特，其实刚走到包头附近就跳河自杀了，那儿还有王昭君的墓，为什么跳河，还不是因为吃不惯那羊肉！王昭君在包头自杀的事我没听说过，反正五姐是不来西安，不但不来，还让我到北京去和她住，我说我还没有退休，走不开。他说，你那个工作退不退都一样，不管怎么说你都得回来，北京毕竟是你老家，多少知青都办回来了，我就纳闷，你怎就不想着回来，你回来了，我的心就踏实了。

回不回北京不是我能说了算的，在这里咱们且搁下回北京的事，我先跟您说说我五姐的故事。五姐在解放初期和张安达一块儿演过《小放牛》，张安达跟我们家常有走动，虽说曾经当过太监，但没有一点儿坏毛病，很随和朴实的一个人。莫姜临死之前亲口跟我说，她跟张安达一块儿在寿康宫敬懿太妃跟前当过差，她是把张安达当娘家人看的。我想，这怕也是张安达一直和我们家保持联系的一个原因，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关照着，惦记着也是人之常情。

五姐和张安达的结局属于殊途同归，他们先后进了托老所，不同的是张安达1958年进的“街道敬老院”，五姐二十一世纪进的是“养老中心”，两人先后相差了四十多年。

我到养老中心去看望五姐。

在青山坞下了长途汽车，有电瓶车在车站等候，司机说是专程来接这趟车的，从这儿到“杏花深处”还有一段路。

下车的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年轻人，我们三个坐上了那辆带有观览性质的电瓶车，都说“杏花深处”的服务还挺周到，要不这段路程得走四十分钟。司机说只要公共汽车到站，有人没人他都得来接，虽然十之八九会落空，可也不能不来，这是接待科的规定，“杏花深处”的制度严格之极，谁不遵守就要扣分，分数是和工资挂钩的。

车沿着山道慢慢开，树阴渐浓，司机的话也渐多，给大家介绍说左边那座圆顶的山叫猫耳山，后头那座尖的叫鼠须峰，鼠须峰有大溶洞，正在开发修索道，将来这里的旅游前景辉煌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