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回来跟母亲说,父亲扒哥哥们的衣裳是跟日本人学的,他在日本大学里就被扒过,箍筲胡同的王阿玛也被扒过。母亲说,父亲扒儿子的衣裳不是跟日本人学的,是跟唐朝的王允学的,王允的女儿王宝钏抛彩球击中薛平贵,王允嫌贫爱富,逼女儿退婚,王宝钏不允,王允便让女儿将身上的衣裳脱了,再不要进王家的门。说到这儿,母亲学着王宝钏唱道:

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

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我不敢恭维母亲的唱腔,跟我们家的人比,母亲的戏曲水平属于朝阳门外平民市场唱落子的档次,母亲唱“小老妈小儿”还行,唱《三击掌》的王宝钏,没板没眼,还时时的跑调。母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她当然不知道什么是FOX,什么是中锋,也不知道捷克和法国在地球的哪一角落,甚至搞不清楚父亲留学过的东京帝大是不是由日本皇上来主事。母亲活得有些糊涂。回国后的父亲在事业上没有定位,今天考证个版本,明天作一首唱和诗,后天又画几幅画,常常的还要出去云游,数月半年不归。一段时间在刘春霖办的群玉山房当编辑,圈点些古文,挣些个薪水,花的远比挣得要多。父亲说他自从进入“古典讲习学科”的那天起就断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就注定了这辈子要跟枯燥的古旧书本打交道,越是这样便越是对了。后来和朋友一起创建了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在学校里当工艺美术教师,教授陶瓷美术,1928年这所学校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父亲逃婚奔赴江西,就正是在这期间。不辞而别走了一年多的教授,自然被认做自动放弃岗位,薪水停了,给王国甫帮忙的酬谢也没了,这么算,父亲娶我母亲花出的代价不菲。

相反,学经济的王国甫回到国内却是大展宏图,他的眼光和魄力,他的善变和灵动,再加上他曾经搞过洋务的父亲的佐助,没有几年便成了京城的工商大亨。我在2000年为写电视《全家福》,研究过老北京的工商史,是在史料中重新认识王国甫这一人物的,历史的记载使我见识了这位老人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不为我熟识的王阿玛,一个崭新的王阿玛,一个所走道路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王阿玛。

我也明白了父亲扒我哥哥们的衣裳,为什么会适可而止,而不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

父亲和王国甫学成回国的时候,宣统还在皇宫里住着,我的祖父刚刚过世,父亲承袭祖父镇国公称号,代降一等,作为“公”的子弟,就注定了他的闲适无为,注定了他在事业上没什么大出息。王国甫回来,理所当然地接管了王家的产业,京津沪三处叫做“和瑞祥”、“锦瑞祥”、“长瑞祥”的大绸缎庄。

中国的丝绸锦缎一直是宫廷服装的主打,千百年来几乎无多改变。自光绪以来,“和瑞祥”的料子几乎四成供应大内,所以“和瑞祥”的料子采办得就考究、精细,集中国南北之精华,非其他绸缎庄能比。

我们的老祖母在做姑娘的时候和端康太妃是朋友,太妃闷得慌了,就将祖母召进宫去“陪着说话儿”,祖母进宫有时半日便回,有时一住半月。有一回,祖母从太妃处回来,捎回两匹洋布,说是太妃的赏赐,原来祖母在端康宫里,见到洋人将洋布送到了太妃的眼皮底下。祖母说洋人的布料轻柔精美,淡青、嫩绿、桃红、淡紫……比国产的漂亮。她一直以为中国的缎子是最好的,苏杭江宁,供着北京,供着宫里,几十辈子传下来的,没想到,跟外国的东西一比就不行了。说太妃还夸赞人家布料的颜色像天上的霞,质地细得跟丝似的,轻得一点儿份量没有。祖母说,洋商人除了给太妃送棉布还有呢子,羊绒呢子。太妃说了,大清国的人从来不穿呢子,不过它倒可以做轿子,防水。

洋商人说棉布和呢子可以染成各种颜色,说他们国家的印染业是最发达的。

我的第一个母亲瓜尔佳那时还活着,她欣赏着婆婆带回的布料说,中国布上的花都是绣上去的,还没见过印的呢,真不知上头这些鲜艳的花朵是怎么描上去的。她问婆婆,洋人干吗往宫里送这些料子,祖母说,洋人要通过朝廷,从各口岸进口这些料子,卖给中国人穿。

大家都说这样的料子一定很贵,祖母说,听他们说比中国的便宜得多。

瓜尔佳说,那洋人不是亏了吗?漂洋过海地运过来,纸似的卖出去,他们图的是什么?

祖母说,他们为的是友好,和大清国的友好,他们热爱大清的朝廷和百姓。

瓜尔佳母亲说,话说得不错,可洋人的心思总让人猜不明白。

祖母将太妃赏赐的花布赏给了即将出世的孙子“做小衣裳”,当时瓜尔佳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的三姐,张芸芳母亲怀着我的四姐。半年之后两个小格格在叶家前后脚降生,包裹她们的小被子、小褥子用的就是洋人的碎花细洋布。一出生便被拥入西洋物产之中,两位姐姐难怪一个接受了西洋的马列主义,满嘴的“普罗莱托里亚”(无产阶级);一个奔赴西洋留学,学习建筑设计,在北京盖了一座又一座洋味儿实足的大楼。刘妈比较宿命,她说我的两个姐姐要是不用洋人的花布包裹,可能会是另一种命运,我的三姐不信那些洋主义大半会保住性命,嫁人、生子,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媳妇。我说要这样我的四姐也当不了建筑师,我情愿我的四姐当建筑师,而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小媳妇”。父亲说,什么都是两方面的,西洋的东西未必都不好,也未必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