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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小连急着要去开会，让父亲有话对吴贞说，看来两个人早已复婚了，吴贞的派头很大，穿着蓝呢子衣裳亮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衬衣领子朝外翻着，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儿，有点儿小人乍富的装模作样。吴贞坐在沙发上，迭着二郎腿，往后仰着，向沙发后背张着胳膊，全没个坐像，这让我羞于抬眼睛看她。表兄小连当初为什么看上了她，真让我匪夷所思。父亲说了大连的事，吴贞哼哼呀呀地打着官腔，言之无物。父亲说他知道，大连的罪过是货真价实，定过案的，不好提前释放，能够进入大赦名单也必有多方面因素存在，只是希望看在姑爸爸年事已高，身边无人照料的情况予以宽恕。吴贞先是面无表情地听着，继而瞪着父亲说，怎能说是“无人照料”，我们家是按月给了钱的，你说这样的话把小连摆在了什么位置？

父亲说，老太太身边真是没人。

吴贞说，接过来了，她不住，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勤务员上细管胡同伺候吧！

父亲说，我姐姐是个生性刚强的人，轻易不朝谁张嘴，哪怕是自己的亲儿子。

吴贞说，我们难道就不刚强了？我们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旦得有一点儿不刚强，也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

父亲说，你说得对，但大赦是个难得的机会不是……

吴贞说，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没有为个人的事跟国家提过什么要求。大连是大连，小连是小连，他们是两个阵营的人。

谈话没有任何结果，我很快看出了，吴贞对大连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大连对这个革命的家庭来说是个毫不相关的局外人，大连的关押与释放跟他们家没有一点儿关系。

作为长辈的父亲端直地坐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拐杖拄在胸前，像一个被接见的下级，在外甥媳妇跟前表现着他的谦恭和教养，他的规矩和风度，不过这一切全是白搭，对方不接招！

我更惨，连座位也没有，站在父亲身后，像个丫鬟。按关系，我是小连的嫡亲表妹，是吴贞的小姑子，自然没有站着的道理，可是吴贞压根就没想起我的身份，就没有给我“赏”个座儿的意思。

吴贞让上茶，穿军装的勤务员端来了茶，一般的白茶碗，没有盖也没有托，不讲究得厉害。依着老北京看茶送客的习惯这是让我们走的信号，但我相信女干部吴贞绝没有这个想法，她不懂这一套，她想起什么时候上茶就什么时候上茶！父亲有些尴尬地站起了身，尽管吴贞仍旧在说着挽留的话，我们还是向门口走去。可能吴贞到了也没弄明白，我们说着说着怎的就突然告辞了。

都是那碗茶闹的。

吴贞站在门槛里面，隔着门跟父亲握手道别，让我们过端午节时到他们家来吃粽子，说江西老家给送来了新鲜竹叶和上好糯米，她们老家的粽子是出名的好。吴贞的态度不能说不诚恳，父亲礼貌地应承着，显出了老北京人的矜持和礼数，我知道，父亲是不会来的，我也是不会来的，我们把那些邀请当作了寒暄。吴贞终归没有走过那道门槛，按规矩她应该把丈夫的舅舅送下台阶，站在二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去，可是她没有，我们还没走到二门口，她就早早转身进屋了。至于小连家里的那些“革命史”们，则一个也没露面，他们都端着架子，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屑出现。我和父亲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无足轻重，草芥一般的人罢了。

我似乎明白了姑爸爸为什么要坚持一人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也似乎理解了父亲当年为什么要坚持回来的原因，这里面有些很是说不清的东西，是一种感觉抑或是一种距离，是一种差异抑或是一种文化……尽管这两种不同在慢慢向一起靠拢。

1959年国庆节，我陪姑爸爸到监狱去看望大连，大连跟小连长得很像，说他们是双胞胎也没人不相信。能说会道的大连见了她的母亲也没多少话，只是攥着他母亲的手不撒开，孩子一样张着嘴等着他母亲把剥了纸的糖往他嘴里放。姑爸爸说细管胡同的小院她永不会放弃，她在小院里等着大连出来，十年、八年她都等，她的身子骨还硬朗，也有钱，将来娘儿俩有好日子过呢……大连把光光的脑袋扎在姑爸爸的怀里，半天半天没有抬起来。

那天下午，监狱里开国庆联欢会，有大连的节目，他演的是京剧《三岔口》，他扮演里面的武丑刘利华。版本自然是改过的，戏里头的刘利华已经变成了好人。我问姑爸爸这出戏为什么叫《三岔口》，姑爸爸说是以地名定的，刘利华开的黑店就在三岔口。

我想，三岔口是三条道路的相交点，三条道路，戏里的人物似乎少了一个，大连、小连，加上我父亲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