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北京解放第二年大连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反动一贯道分子”，判刑十五年。政府在那几年挖出了一贯道300多“祖师”，104个“皇帝”，这些人敛财无数，害人无数，让人憎恨。那期间我还跟看门老张到东四“蟾宫”电影院看过一场政府拍摄的电影《一贯害人道》，揭露一贯道的骗人勾当，电影里的场面阴森恐怖，吓得我半宿睡不着觉。老张比我吓得还厉害，他参加了一贯道，还交了保命钱，他怕政府把他也抓走判刑，要那样他就见不着老婆孩子了，比月亮上砍树的吴刚还惨。万幸的是政府没理会他，只让街道积极分子找他谈了一回话，登了记就算完事了。老张得了便宜卖乖，说一贯道还骗了他的钱，他绝对是受害者，没想到政府竟然从一贯道道首退赔的款项中，把老张的钱发还了，合算老张一点儿亏也没吃，当着街道人的面使劲喊“共产党万岁”。

小连是1951年回到北京的，到我们家之前回去看望了他的妈，我想小连回家的路上自然要路过胡同口的药铺，不知他从药铺门口过的时刻会不会想起小瑛子，那毕竟是他的初恋，是有过爱情结晶的。小连的回归并没有改变大连的命运，姑爸爸说小连薄情寡义，全没有手足之情，走了这些年整个变了个人，儿子不是儿子了，变成了一块铁板，她的那些孙子孙女自然也不是孙子孙女了，都是些靠不到跟前儿的野猫。老太太拒绝到小连那“樊笼”一样戒备森严的官邸去居住，仍旧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过着炸酱面、炒黄豆疙瘩丝的平淡日月。小连拗不过他妈，只好让人把房拾掇了一遍，安装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五十年代初，有抽水马桶的人家没几户，我每回到姑爸爸家去，她都逼着我撒尿，把水箱的水拉得哗哗的，显摆他们家厕所的干净方便。小连每月孝敬的钱，姑爸爸都用手绢包着，仔细地收在箱子里，等我撒完尿就拿出来给我看，说这些钱足够她和大连将来过日子用的了。我让她存银行，她说银行不如她的手绢保险，想什么时候看了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看，搁银行哪有这方便。姑爸爸一边骂小连没情义一边又夸她的小儿子是公家的人，小儿子的官位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拨什户”，按过去朝廷的说法，她儿子至少是个一品大员，共产党不兴封妻荫子，搁有皇上那会儿，以小连的爵位，她封个一品诰命夫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她还能申请皇上的旌表，立牌坊，以她这孤儿寡母地拉扯孩子，赡养婆婆，把儿子培养得这么有出息，在胡同口立个牌坊是绰绰有余的。到了老年，姑爸爸的思维有些混乱，闹不清各种关系，她还活在过去，活在自己认定的世界里。

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赦犯人，大连不在其中。为这个我和父亲到小连家里去了一次，那是我第一回涉足“干部子弟”们的居所。首先门卫让我们登记，再用电话跟秘书通报父亲和我的姓名，等了半天里头才出来人领我们进去。这种做法对父亲和我来说不异于一个下马威，就像戏台上犯了错误的下级见上级，抓来的俘虏见对方长官要报名而入一样，让人心里很不受用。我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感觉，父亲说我太过敏感，其实我知道，父亲比我还敏感，他不说就是了。

小连的住所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树小房新，不中不西，庭园当间不伦不类地站着座假山，北屋窗前修了座怪模式眼的喷水池，一切都不合章法。进到正屋，应该算是客厅吧，内里竟是空空荡荡的，墙上没有字画，窗前没有花草，除了一个长沙发，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那个沙发跟我们家嵌螺钿的太师椅比，也绝对差着档次，有匆匆忙忙刚从仓库里拉出来的感觉。小连屋里的每样家具都用白漆涂着编号，桌子椅子凳子甚至连洗脸架子也在显著位置描着数字，大煞风景！后来我才知道，标了字码的东西都是公家之物，不属于小连自己，就是说小连革命几十年，没给自个儿挣来一套桌椅板凳。

却挣来了一群孩子，那些孩子分别叫做遵义、延安、柏坡，如果加上他们家夭折了的井冈、吴起，那简直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我们去的那天延安和柏坡在家，见了父亲和我也不叫，只是瞥了我们一眼就出去了，居高临下的态度显而易见，好像我们是没有觉悟的下里巴，是死乞白赖上赶着巴结的穷亲戚，他们能让我们进门实在是高抬了我们，我们应该受宠若惊，应该感恩戴德。其实我们是为大连的事情而来，大连是他们的亲伯父，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不过是旁门外姓，不是看在姑爸爸份儿上，我们完全可以撒手不管，这些人连远近高低都分不清楚，一帮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