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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娘的屋里气味很重，书的味道，中药的味道，熏香的味道，我想应该再加上一种病入膏肓的死亡味道。这种复杂的味道在西院的北房里持续了数十年，即便在二娘死后，还依然存在着。后来我的五姐跟五姐夫在这院住了不短时间，也没见这股味道有所消退。“文革”时，老七和我收拾那些古籍，我看到他不止一次地眼圈发红，我知道他是想起他的母亲了。

母亲从二娘房里出来，似乎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父亲再“老”，也不过四十八岁，四十八的男人正在壮年，应该是人生的辉煌阶段。母亲不能想像，壮年的父亲怎么会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妻躺在一个炕上，特别是就在自己和他的新婚之夜，他竟然和一个白发之人同床共枕。由此母亲心里多了些酸楚，这是她在南营房做姑娘时所没有的，她站在空旷的庭院里茫然四顾，心里突然挂念起出游的父亲，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出去的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期间，王国甫的管家来过一趟，问四爷有信儿没有，从管家的话里母亲知道父亲还兼着人家工厂的“生产总监”，现在，“总监”跑了，音信皆无，厂方自然把薪水都扣了，王国甫是商人，依着商人的逻辑，工作归工作，友情归友情，不能瞎掺和。好在金家的家业雄厚，二娘床头的硬木匣子里，厚厚的一叠银票足让母亲和众子弟吃穿不愁，这是母亲娘家的日子不能想象的。

父亲这一走，一年半。

晚上，我给北京的六姐打了电话，说了博美来看我的事，我说我很喜欢这个安静的姑娘，跟那些浮躁张狂的现代女性比，这是个凤毛麟角。

六姐惊奇地说，博美到你那儿去了吗？

我说，对呀，你不知道？

六姐说这个博美已经离家出去许久了，前不久拿着一条缎子披肩来看她，她连同披肩和人一块儿推了出去。我问是什么披肩，六姐说淡紫色，绣着芙蓉花，花蕊里镶着两颗钻石，是从日本买来的，八十几万日元，合人民币五万多块。我问六姐为什么不要，六姐说，要是她挣的，哪怕是块不值钱的手绢我也要，但是不是。

我问怎的“不是”，六姐说这事她实在不愿意提。我说，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怎能不说。

六姐说，这个博美不知是个什么性情，大学毕了业，先在机关里当公务员，又跳槽进公司，后来倒股票，弄房地产，结果哪样也干不好，哪样也干不长，到最后呢，嫁了个商人，有钱有房有别墅，也不工作了，揣着护照满世界转，这月上巴黎，下月上夏威夷，再不就在家里跟她养的一群洋狗厮混，她自己不生儿子，管狗叫儿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我说，跟咱们家的七位爷一样。

六姐说，她找的男人比她大，大许多。

我开玩笑地说，大多少？大十八吗？

六姐说，大二十八。

我一算，了不得了，这个孙姑爷快六十了！没等我说话，六姐又说，这还不是问题所在，那个商人人家有老婆，明媒正娶的老婆，咱们这个是个小！要是旧社会，强娶豪夺，仗势欺人，强迫她去当小老婆，也情有可原，可她呢，是自己愿意的，没谁强迫她。

我现在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我的母亲没文化、穷，尚且知道人穷志不短，为自己的名分而努力抗争，但是她的后代却发生了逆转，心甘情愿地做母亲不能认可的事，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变异”了。

莫不就是她所说的“社会进步了”，得抓住生命的每一刻，让它生出最高的价值？

年轻人，你缺了点儿什么……

六姐还在电话那头罗嗦，话匣子既然打开了一时就难以关上，说什么老爷子、老太太要活着得气死，说什么金家其它人要知道得笑话死等等。我把电话挂了，我还没回过神来，我得好好想想。

那条美丽的披肩被我收到了柜子深处，再没有拿出来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