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去天津,母亲的收获比她兄弟还大。

吃饱喝足,该找刘家了。刘春霖中过状元,是名人,一问天津人都知道状元楼在哪儿,比问起士林方便。没费多少劲儿,两个人就来到了子牙河边的一座小楼跟前。临河是状元楼的背面,正面在另一条街上,绕到前头,见街门关着,敲了半天门,出来一个老头,老头说他是临时在这儿住,看房子的。问刘状元在哪儿,老头说在哈尔滨道法国电灯房附近叫德邻里的胡同里,并且说就是找着了,状元也不会接见,中国想见状元的人多了去了,哪能随便就看,就是上北京万牲园看老虎还得买票呢,现在老虎有很多,状元就一个。

老头一个人待腻烦了,巴不得找人说话。母亲和陈锡元不想拖延,赶紧告辞。两个人在路上边走边问,找德邻里,如同问起士林一样,问不出个所以然。还是陈锡元有主意,雇了辆洋车,一直就拉到了德邻里状元宅子门口,敢情离起士林没几步路。母亲心疼钱,陈锡元说,花钱可省了事呢,要不咱们不知道还要兜几个圈子呢。

母亲说,才到天津半天,我怎么听着你已经满口天津味儿了。

陈锡元说,姐,我爱天津。

陈锡元确实是爱天津,后来娶媳妇非天津姑娘不娶,我那位姓常的舅妈是天津徐州道口的闺女,和起士林也有关系,其父是骑着三轮车给起士林送点心的,起士林做的点心往各处送,也卖。三轮车是个方箱子,里边一层一层地码着点心,箱子外头写着洋文:KIESSLING BADER,旁边一行小字,“起士林点心铺”。

德邻里是外国租界,胡同很宽,很齐整,两边都是连体楼房,刘春霖住着两楼两底的独门独院,从墙外头看,里边的树挺大,树枝子在寒风里呼呼啦啦摇晃。正要敲门,从里头跑出来一个挎着书包的半大孩子,大概是要去上学。孩子问找谁,陈锡元说找刘春霖刘先生。孩子朝里头喊说有人找,里头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见,关门!

母亲上前一步,用手抵住门板说,我们是打北京来的,我是金四爷瑞袚的……太太,金四爷和刘先生是日本同学。

孩子又朝里喊,是日本同学。

里头男人说,日本同学净是汉奸,更不能见!

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出来了,一个穿着对襟棉袄的胖子,系着围裙,可能是做饭的,棉袄上净是油渍,手里还攥着一把香菜。

母亲上赶着说自己是金四爷的家眷,是刘先生给做的媒,这回专程到天津来,是来给先生道谢的,见一面就走,不多耽误先生的工夫。

可能厨子见过并且知道“金四爷”,脸色和缓了一些,闪过身把门开大了一点儿,让我母亲进去,用香菜指着高处说先生在楼上写字。

刘家院里很静,也再没见什么人,母亲和陈锡元径直上了二楼,木头楼梯一踩咚咚响,两人不得不放轻了脚步。楼上很宽敞,一室一厅,厅里炉火烧得很旺,刘先生穿着棉袍正站在案前写字,见母亲上来也没招呼,母亲等刘先生写完一个斗方,放下笔,才说她是谁谁谁。刘先生说,原来是瑞袚的夫人来了。

刘春霖让母亲坐,母亲巡视了一下周围,到处是书是纸,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刘春霖顺手将兀凳上的几张纸一团,塞进废纸筐,腾出凳子让母亲坐。陈锡元没处坐,跟班一样在母亲身后站着。

母亲怕错过机会,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天津是想落实一件事情。刘春霖似有思想准备,笑了笑,听着母亲往下说。母亲说,当初先生提亲时并没有说到叶四爷屋里还有一位夫人,她嫁过去以后才知道那位夫人已经在金家住了二十多年,生过一群孩子了,是媒人没说清楚,还是有意瞒着,如若开始说了假话,这门亲事她是完全可以不认账的,她娘家穷,但不贱,她还没轮到给有钱人当妾的份儿上……

母亲一口气说了很多,陈锡元头次知道他姐姐原来还有这样的好口才,岂不知这些话都是日日在金家想着的,想了千遍万遍了。

刘春霖背过手,在满地宣纸字迹中小心踱步,低着头缓缓地说,让四太太伤神了,四太太若是不满意,可以登报离婚,连逊帝溥仪都能走这一步,何况我们平民百姓。

母亲没料到还有“登报离婚”一说,一时懵在那里。陈锡元说,我们不离婚,我们没结婚,我们从根上就不认账。

刘春霖说,都知道四爷新娶了太太,哪儿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四太太要来天津这件事情,金家大少爷早有信过来了,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我本来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怪我没说明白,是我的疏漏,四太太有什么委屈尽可以说。

陈锡元说当初提亲的时候,不但他和刘先生在,他的七舅爷以及父亲的同学王国甫也都在场,那时候可没听到任何人提出金家还有一个叫张芸芳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