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博美请我在饭店喝咖啡，现磨现煮的巴西咖啡豆，浓香四溢，跟我家里冲泡的“雀巢”是两个档次。我往杯子里使劲倒奶精，博美说最好什么也不兑，这样味道最醇，能品出蒙巴纳斯夕阳的味道。我不懂蒙巴纳斯是什么，小心请教，才知蒙巴纳斯是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那里的咖啡馆最有名，毕加索、海明威、左拉、凡高、弗洛伊德等一些大师都曾是那里的常客，夕阳西下，咖啡馆里橙黄的阳光与飘荡的咖啡浓香融合在一起，那是艺术家们的精神凝聚，是进入至高境界的必须。

我也跟着各种代表团走过不少国家，却多是走马观花，体会不出日本洞爷湖的太阳和中国洞庭湖的有什么区别，体会不出伦敦的麻雀是否比北京的更肥硕，在托尔斯泰庄园里溜达，只是觉得那园子大，在马克吐温故居徘徊，只是觉得房子好。只好承认自己感觉粗糙，缺少年轻人的细腻，当然更缺少艺术的感受力。

宾馆咖啡馆的环境不错，宽大的皮沙发，柔和的下午阳光，茂密的热带植物，似有似无的某名人小夜曲，不引起你注意又在时刻关注你的英俊服务生，让人产生一种慵懒虚幻的感觉，好像这里离尘寰很远很远，那些贪污腐败，那些以权谋私，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有毒奶粉、硫磺馒头、超标农药、物价飞涨，那些肮脏鄙俗、污浊下流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这里有的只是无限优雅高贵和一尘不染的闲适。

透过氤氲的热气看博美，似非凡间之物，素白的衫子，素白的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首饰装点，也几乎看不出化妆的痕迹，想起了韩非子的名言，“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博美美得很自信，她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这便是品位了。

博美见我看她，冲我笑了笑说，我太太说过，太舅爷跟太姥姥一块上天津吃西餐，太舅爷一口气吃了三个德国……

我说有这事，金家人都知道陈锡元吃德国的笑话，其实那次上天津吃西餐不是目的，找刘春霖才是主要的，但是从天津回来，我母亲忘记了主要目的，却只记得起士林的西餐了。那次上天津，对我母亲一生来说都是个大举动，其艰难程度无异于今天山里的农民砸锅卖铁到新马泰去旅游。

博美说，太姥姥的做法有点儿矫情，看起来没多大意思，其实她不去天津，她就在金家待着，谁能把她怎么样了？还不是锦衣玉食地过日子，男人宠着，儿女们敬着，里里外外一把手，谁能代替得了她？

我说太姥姥有太姥姥的想法，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如果在媒人上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啊。我母亲从小失去父母，与兄弟相依为命，自立自主惯了，不想依附哪个，这样的事情她自己不出面，别人谁也代替不了。她的女儿们跟她一样，也是一个比一个刚强，一个比一个爱较真，我的六姐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母亲和陈锡元到天津那天，天气冷得出奇，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天津是个大风口，冷就冷在了那风。天上的太阳惨白惨白的，西北风呜呜地响着，街上的电线在风里摇荡，风刮得人站不住脚。陈锡元很知趣地没穿警服，一身便装，戴着皮帽子，抄着手，和母亲走在租界的街上，两人看着周围洋房，看着外国巡捕，处处新鲜。

陈锡元一心要吃西餐，母亲一心要找刘春霖，两人商量不到一块儿去，在街口不知往哪儿走。陈锡元说，这么早去敲刘家的门显得太不懂规矩。

母亲说，这么早西餐馆子未必下板儿（开门）。

最后决定离哪儿近先上哪儿。陈锡元当然先打听起士林，街上人来人往，大伙都匆匆忙忙地走道儿，他朝人“哎”了几声，没人理他。好不容易挡住一个穿呢子大衣的，想的是穿这样衣裳的人肯定吃西餐。陈锡元说，这位爷，跟您打听一下，起士林怎么走？

穿大衣的说，巴嘎牙鲁！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河北地界，陈锡元弄不清巴嘎牙鲁在哪儿，又拦住一个长袍马褂，跟人家打听起士林西餐馆，巴格雅路怎么走。对方瞪着眼看着陈锡元，一言不发，倒把陈锡元看害怕了，赶紧说，对不起您哪，我不问了还不行吗！您请，您走您的道。

母亲说，这人可能是个哑巴。

长袍马褂对母亲嚷，骂人哪你，你他妈是哑巴！

母亲一个劲儿给人道歉，心里这个窝囊，只是埋怨他兄弟，怎么净找些青皮问路。陈锡元又问一个，对方如同没见陈锡元这个人，照直朝前走去。陈锡元往地上吐了口痰说，姐，你说着了，净是青皮，果真没个红脸儿的。

姐弟两个找了个背风的墙拐角，还没站定，一个外国巡捕用警棍敲了敲墙，指示他们走开。陈锡元说，先生，我找起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