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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从舅舅嘴里知道，当时母亲跟老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边出面的是老老纪，这边就是我舅舅了。舅舅虽还在无休无止地念初中，但是他知道他姐姐的婚事得他做主。母亲比老纪大了几岁，老老纪不在乎，老老纪欣赏母亲的端庄贤慧，欣赏母亲的勤俭持家，老老纪说，大几岁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只要母亲从57号搬到53号，纪家、陈家就是一家人了，陈锡元就成了他的老儿子。老纪本人更没意见，母亲的漂亮在南营房是数一数二的，娶个漂亮姐姐，有人疼他，他求之不得。

舅舅为促成这件事两院跑，吃了人家不少开花豆，拿水舀子舀着吃，十八岁的青年，没找着正经职业却已经学会就着开花豆喝酒了。母亲就这事始终没松口，她总觉得心里头缺了点儿什么……

老老纪自然知道母亲的顾虑，知道碟儿的遭遇对母亲的影响，放出话说母亲一过门就当家，把他们爷俩挣的钱都管起来，他们家也真该有个理财的媳妇了，他们家那些沾了油花的钱不是塞袜筒里就是压炕席底下，让耗子拉去都不知道。

纪家没有婆婆压着，这点合乎母亲的标准。

可最终，事儿没成，谁也说不清为什么。

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差一点儿，我就成了炸开花豆的后代，想想也挺有意思。母亲结婚以后纪家十分失落，尤其是老纪，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媒婆给说合了几个，他老跟我母亲比，闹得老老纪跟他发火说，盘儿现在已经姓叶啦，儿子，你死心吧！

最失落的是我的舅舅，母亲的出嫁宣告了他无节制地吃开花豆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姐夫对南营房淡漠疏离，对他的一切几乎从不过问，与老纪家比，关系差远了。

老纪的后来，我在这儿做个简单交代，老纪最后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闺女叫张金枝。张金枝没带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敞开吃，管够！

我只是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答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七十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时候物质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弄来的。我招工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西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格子，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很多是他钻的眼儿；办事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是谁呢，就是状元刘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