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果没有节外生枝，母亲应该嫁给炸开花豆的老纪。

老纪那时候是小纪，上头有个老大，下头有个老三，他娘死了几年了，他爹老老纪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挺不容易。纪家三个儿子中数老纪实诚憨厚，又有内秀，会打算盘会记账，全是自学成材的本事。老纪记的账是真正的“豆账”，戏棚的刘大大，书场的老宋，茶馆的周三，谁拿了多少开花豆全有记录，记录是用小人代替的，小人有的长脸有的圆脸，有的穿黑裤子有的穿坎肩。有一个脸上还点了两个点，那是坛口摆小摊的冯麻子。这些账别人看不明白，老纪和他爸爸却一目了然。老纪的算盘属于“一上一”、“五下一去四”的水平，简单得用手指头都可以代替。老老纪认为他的老二很有文才，是个可以做“文字工作”的材料，属于纪家的重点培养对象。纪家是53号，往南与我母亲家隔了一个门，各家的格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纪家南屋里并列了三个半截埋在土里的大缸，三个缸里都装着蚕豆，一个是正用水发着的，一个是发好切了口的，再一个是炸好了晾在那里的。小的时候我曾经目睹过老纪炸开花豆的热烈壮观的场面，万千的蚕豆倒进油锅，噼啪炸裂，翻滚跳跃，如战场上万千激战的兵。老纪剃着板寸，穿着粗布汗褟儿，青布裤绑着腿带，一双洒鞋，一胳膊腱子肉，挥动着大笊篱，将军一般，和锅中的豆儿混成一体。特别是老纪将笊篱里的开花豆隔着好远抛向墙角的大缸时，一道由豆子们组成的喷香弧线，唰啦啦长了眼睛般，竟然没有一颗出轨的，利落潇洒，就如同《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那场精彩默契的短打，熟练准确，不差一丝一毫。这时候的老纪在我眼里太了不起啦，相比较，我父亲简直不如老纪的一个小手指头。

老纪的爸爸老老纪是个善良人，附近孩子们没有谁没吃过老老纪的开花豆的，老老纪不惟爱孩子，还爱小猫小狗，看到有人扔了的猫狗一准抱回去养着，老老纪跟人不太说话，跟猫狗的话却很多，闲了的时候总是端着一碗“高末”坐在院里跟他的“大白”、“花脸”、“黄毛”聊天。“高末”是茶叶铺子打扫出来的茶叶末子，喝一碗就没色了，便宜实惠，是北京穷人的最爱。“大白”、“黄毛”们是老老纪捡来的“宠物”，有了这些“宠物”就有了看家的，有了拿耗子的，老老纪家没有白吃饭不干活的。

老老纪的大儿子在朝外大街大美理发馆当学徒，理发馆由剃头挑子进化为“馆”就如同现在蹬三轮的开起了“出租”，文明高雅，登上了大雅之堂。民国初年，北京只有大宾馆里才有理发馆，那是为洋人服务的，后来日本人在京城开了几家理发馆，理发馆才渐渐为中国人接受，接受者也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纪家老大在“大美”跟着老板学烫头，那时候女子正兴“飞机头”，两鬓蓬松如机翼，一脑袋小卷，发型爆炸般地张扬。纪家老大聪明勤快，“大美”老板已经将其内定为上门之婿，入赘“大美”只是迟早的问题了。为女性服务多了，老大身上就多了些女气，说话柔声细语，留着长指甲，小分头上总是打着发蜡，身上永远是一股“双妹”牌花露水味儿。这让老老纪不待见，他心里早把这个儿子踢出去了。

老老纪的三儿子是煤铺摇煤球的，地道苦力。在旧北京开煤铺的多是河北定兴人，煤铺的外墙上无一例外用白底黑字写着“块末原煤”，说的是经营煤炭的种类。北京的煤炭大多来自京西门头沟地区，也有大同的。块煤也叫“硬煤”、“钢碳”，禁烧但是价格贵，煤末子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多用煤末子做的煤球，做煤球的任务由煤铺承担。将半湿的煤末子摊平斩成小块，放在筛子里，搁在花盆上用手摇，摇成煤球晾干了论斤卖。摇煤球的一般是外地来的打短工的，北京的爷们儿没谁肯下这个死力。纪家老三其实也没把摇煤球当个永久职业，他的理想是去当兵，摇煤球是为了学着吃苦。老老纪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反对老三去扛枪杆。老三说，咱住在南营房，祖上不是当兵的又是什么？以前能当兵，现在怎就不行啦？

纪家老三到底还是走了，参加了国民二十九军军训团。这一走就跟我的外祖父一样，再没有音讯了。解放以后老纪曾经找过他兄弟，去过民政部门，问过台湾回来的老兵，还在广播电台上广播过，都没结果。老纪说，他兄弟只要活着就忘不了南营房，就必定得找回来，南营房是他兄弟的根！这也是老纪后来不愿搬离南营房的原因之一。

母亲说老纪在纪家三个儿子里是长得最好的，长方脸，浓眉大眼，像戏台上的吕布。吕布的戏我看过叶盛兰的《白门楼》、《辕门射戟》，还有他儿子叶少兰演的《小宴》，吕布穿粉袍，一脑袋粉绒球，挺性感，跟老纪比，风流倜傥有余，泼辣麻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