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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北口有个戏园子，叫“群众剧场”，离舅舅家近，不到二十米。“群众剧场”很群众，很平民，它没有“吉祥”、“广和楼”那样压人的气势和严肃，有的是随和与亲切。比如我看《天河配》看到一半，回舅舅家喝几口白开水，吃一个“驴打滚”，回来可以照旧坐下看，也没人管，这搁其它地方可能不行。剧场最早是个戏棚，后来加了座椅和新式舞台，搞得很像个样子了。这里一般以演评戏为主，我所接触的极其有限的评剧基本是来自“群众剧场”，在这儿经常演出的演员一个叫鲜灵芝，一个叫吴佩霞，都是坤角，长得很漂亮，每回来演戏都坐着专用的三轮车，用毯子盖着腿，嘴唇抹得鲜红鲜红的。我看过她们演《秦香莲》、《大劈棺》、《小女婿》什么的。还记得秦香莲见了皇姑的唱词，“她好比三春牡丹鲜又艳，我好比雪里的梅花受尽了霜寒”，甚是悲切凄惨。父亲管评剧叫“落子”，他说他不喜欢落子，喜欢京剧。我说我也喜欢京剧，说这话其实是讨好，为的是父亲能多带我去看戏。其实我从心底是喜欢评剧的，评剧通俗易懂，更接近老百姓，比如“天黑了”，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搁京剧就得跟人绕圈子了，说什么“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冰轮”和“玉兔”是什么的早就被绕糊涂了。京剧“天黑了”唱半天也不说“天黑了”，故意卖弄文字，以示学问。跟父亲谈此看法，父亲说评戏是小戏，戏词浅显直白，不登大雅之堂，缺少艺术的含蓄。

母亲也爱听评剧，我们都喜欢“浅显直白”。我们共同喜好的曲目是《小老妈儿》，“小老妈儿在上房洒扫尘土，扫完了东房扫西房……”我在群众剧场还看过《马寡妇开店》，里面的小寡妇可怜又可爱，拍着一个小布人儿在台上边走边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为什么没给孩子吃奶呢，是因为跟住店的小白脸调情去了。回到家我拍着我的小布人儿也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我的七哥，就是我们家的老七，从后头给了我一脖拐。这出戏解放后曾经被禁演，原因是“内容不健康”。

南营房的格局是一排排平房，分作一甲二甲到五甲南北向五条胡同，每条胡同近400米长，从高处往下看，如同一个整齐的棋盘。母亲家院门坐东朝西，小小的木门，没有油漆也没有门环，两层台阶破烂得只可垫脚，门坎全被磨圆了，当中成了一个凹，可见是曾经经历了千百万个旗兵的踩踏。对着街门内里是个白影壁，小得可怜，影壁顶上用瓦码出了一条花边，算是装饰，影壁前头种了几棵水葱，傻绿傻绿地戳在绿瓦盆里。院内五间北房五间南房相对而立，每两间一组，多出来的是堆房和茅房。这些房间低矮，窗户狭小，北房内顺西墙一条大炕，占了几乎一间屋的位置。其它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被我舅舅拆了，它们太占地方。院里的南房已经坍塌殆尽，成了一片瓦砾，瓦砾中偶尔会钻出一两只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们豢养的宠物，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卖钱，他们的学费基本都是来自于兔子。我舅舅最恨兔子，说兔子不叫唤，看着温文尔雅，其实蔫坏，性情太冷，满院打洞，他一见兔子就踢，兔子一见他就跑。这辈子跟兔结了仇，很大原因是我父亲也属兔。小院唯一可以欣赏的就是东墙下的一棵枣树，严格说，它隔了一道墙，应该是属于五甲院里的树，可它却很不知趣地把枝桠全探到了这边院里，我从未见过那棵枣树结枣，倒见过那些树的枝杈上爬满了“洋拉子”。“洋拉子”是北京孩子们最怕的一种虫子，浑身硬毛，色彩狰狞，那毛要是碰到皮肤上，一片红肿，又疼又痒，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南营房近百个院落基本是一个模样，要是你忘了门牌号走错了门，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门，就是找到了，站在院里你也会奇怪，这是我们家吗？

舅舅家有股不好闻的馊臭之气，气息的来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补活的重要工具之一。“补花”是朝阳门外妇女们的手工专项，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女人们到领活处领来彩布，按照贴在布上的纸样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头的拨针将毛边窝进去，再将一个个花瓣组成花朵，将叶子和叶梗连接起来，然后交回去，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叶子组合在布料上，缝纫成床单、桌布各样布艺品。舅母一天可以拨几张彩布，但跟母亲比，还是不行，母亲在未嫁之前就是靠这个养活着她的娘和兄弟的。舅母说我母亲是快手，一天能拨六个大子儿，六个大子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六毛钱，那时候一个大子儿能买一斤棒子面。但是我跟母亲回她的娘家，却从没见母亲拿起过拨针，也从没见她靠近过那些枝叶，其实那时的母亲已经很清楚，很认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学者的太太，得随时保持着“太太”的清醒和做派，人哪，一旦攀上去下就下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