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天，朝阳门外南营房已无人提及，作为一个历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记录中，南营房的消失不过是这十几年的事情，假如宇宙有支点，让我们跳离时间的长河，远远地观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滚滚尘嚣中，存在在这里的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平房和演绎在其中的贫穷市民的酸涩故事。

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南营房是清代留下的正白旗兵营，位于日坛的西北部，过去每年春分，皇帝或者大臣都要路过此地去祭神。我的外祖母姓钮古禄氏，世代居住在南营房，清朝时候，哪个旗住在北京哪一块地方是有一定的, 不能随便挪动，所以钮古禄外祖母就一直住在朝阳门外，她那些钮古禄的亲戚们，也都分散住在东城，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我的母亲除了一帮穷困的表亲之外，再没别的交往，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搞清钮古禄那些庞杂的亲戚们。随着旗兵的衰落，南营房逐渐沦为穷杂之地，所住人物有旗兵后代，还有做小买卖的，唱大鼓的，捡破烂的，以及妓女和盗墓贼，多是穷苦人物。以我母亲所住的四甲而论，有卖炸开花豆的老纪，卖炸素丸子的老安，戏园子扫堂的刘大大，澡堂修脚的白师傅，收旧货打小鼓的葛先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与南营房相对的是北营房，北营房几乎没有什么房屋，大概是兵们的操练场。没有房屋就没有住户，北营房北边是大粪场，北京东城住户的粪便由掏粪的掏了，大都集中在东直门外和北营房，在这里晾晒发酵再出售。别小瞧这粪场，所得的利润却是不低，完全由粪霸控制，别人不得插手。北营房一年四季永远是臭气熏天，只要一刮北风，南营房便笼罩在一片臭气之中。

出朝阳门不到一站地，往南是坛口，坛口是日坛入口的意思，坛口有条南北方向的街，叫景升街，在十字交叉处分为景升东街和景升西街，景升街是市场的云集之处，热闹程度可以和天桥媲美。幼时我是这里的常客，跟着母亲回娘家，一多半是冲着这热闹来的。这里有说相声的，耍狗熊的，说评书的，拉洋片的，卖针头线脑，也卖各种小吃，小吃以回回豆汁黑的豆汁和切糕张的切糕最为有名。三甲拐角有个叫井大姨儿的，专卖炸疙渣，沾着蒜汤酱油，外焦里嫩，咬一口能把人香一个跟头。

市场中间有个“虫子铺”，就是卖打虫子药的。那时候，好像人人肚里都有蛔虫、绦虫什么的，卖虫子药的买卖就很兴旺。现在没听说谁肚里有虫了，我们吃的菜都使用了杀虫剂，杀虫剂杀了小白菜上的虫子，也杀了人肚里的虫子。现如今的人，畏杀虫剂比畏砒霜更甚，为买到不使用杀虫剂的菜，花大价钱也愿意。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过市场的“虫子铺”，“虫子铺”门口摆了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桌上陈列着两个大玻璃瓶子，瓶子里用药水泡着许许多多从人体里打下来的虫子，蛔虫和蛔虫在一起，绦虫和绦虫在一起，虫子们都是淡粉色的，互相缠绕扭曲着，看着让人恶心。我知道，那些虫子里面也有我们家老五的一条，母亲说我们家老五一度变得面黄肌瘦，无端地爱发火，母亲跟“虫子铺”掌柜的一说，掌柜的就给包了包药，母亲回家把药烙在发面饼里，专给老五吃，老五吃独食，自然很得意，结果拉了一脸盆扁虫子。母亲这举动很有“下毒”意味，我后来看过许多文学作品，投毒者都是用这种方式下毒的，用饼下毒，不知是母亲从文学里学的还是文学向母亲学的，反正可怜的是我们家老五，据说拉虫子的时候肚子疼得满地滚，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有人被害死了到底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母亲把老五拉的虫子兜到“虫子铺”，掌柜的认真检查了，看虫子脑袋打下来没有，若没有打下来还得再吃药。老五还算幸运，拉了一条全须全尾的绦虫，没再受二茬罪……我每回从虫子们跟前过，都低着脑袋快走，如果那时嘴里还啃着糖葫芦什么的，也一定屏住气息，不再咀嚼。偏偏的，母亲和“虫子铺”的掌柜有交情，住斜对门，一到那儿母亲就要停下来跟他说一会儿话。他们说来说去，就会从桌子上的虫子说到我肚里的虫子，仿佛我肚里虫子的数量绝不会比瓶子里的少。末了，掌柜的就像治老五那样，也送我一包打虫子药，说我要不吃他的药，肚里的虫子就会把我吃了。“虫子铺”掌柜的打虫药无外两种，“宝塔糖”和“山道年”。“宝塔糖”是个三角形的小糖堆儿，不难吃，是专给小孩子准备的。“山道年”是小白片，看着不起眼却厉害，吃了肚子拧着疼，大虫子一条一条往下拉，都是活着的，那感觉颇为恐怖。“虫子铺”是坛口市场留给我的最不美好的记忆，跟它对面拔牙的地摊，大木头盒子堆积的拔下来的各种牙一样让人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