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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渍和饭汤，酒糟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于典型的糟老头子系列。老纪并没接那酒杯，却抓过我的手，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锉一样的掌心小心地摩挲着，一股强烈的油腻味儿直冲我的鼻孔。老纪说我的手像母亲，修长细腻，绵软无骨，于是，烂红的眼圈变得更加红润，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闪烁在下午的阳光中。我有些别扭，按说老纪是长辈了，长辈的老纪这样做是对晚辈的亲切和疼爱，别说摸手，就是摸脸我也说不出什么，可这会儿却总觉得腻歪。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老纪说，刘状元的媒做得好，我早就说过，盘儿命中注定要遇着贵人，人家该着走出去，活在南营房，生生儿就把她沤坏了。她走的时候，我往轿子里塞了五斤炸开花豆，搁在她脚旁边，给她压轿。

舅舅说，人家正儿八经压轿是用银子的，哪儿有压开花豆的。

老纪说，我不是没银子嘛。再说了，压轿的银子也不该我出哇，那是你的事儿，我算老几！

两个老头开始抬杠，老纪说状元刘春霖来南营房放定，连警察都出动了，害得刘状元是随着彩礼挑子一步一步走进胡同的，汽车根本开不进来，满街的人都是看状元的。舅舅让老纪再不要提什么“状元”，说没有“状元”就没有他“文革”两年的牛棚和九次半的批斗会，单位人都说他没心眼，其实一回回的批斗他都在小本上记着呢，谁也跑不了，有他算账的时候。

我知道，舅舅那个“变天账”总共写了没有三页，还是他二年级孙子代笔的，其实大部分是交代，交代他在警察署当巡警的事。内中没有别人，写的全是他自己。“清理阶级队伍”一结束，本子就被他的儿子烧了，儿子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爸爸当过旧社会的警察。老纪说，刘状元不介绍你去当警察，盘儿也嫁不出去，生生地把盘儿拖在家里当老姑娘，还是人家状元看得准，不把你推出去就没你姐姐的前途，状元的这步棋走得高妙，非常人能比，大凡状元都是被魁星点过的，魁星点斗，状元是天上的星宿，不是一般凡人。

舅舅和老纪谈论刘状元，却绝口不谈我的父亲，其实父亲的名声不比状元小，父亲是皇上的亲戚，有着“镇国将军”从一品的头衔，论和舅舅的关系，应该比状元更近，状元不过是个媒人，而我父亲则确确凿凿是南营房的女婿。刘状元在日本将投降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父亲却是活到了解放以后，还当了政协委员。舅舅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微妙，每回去舅舅家，我进门后舅舅都要往外看，看我后头是不是还跟着父亲，可每回都很失望。舅舅在我跟前肆无忌惮地说着父亲的坏话，他说父亲势利刻薄、狡诈不仁，是个小人，这样的人物是不得好死的。然而我却没听到过父亲说舅舅的坏话，自然也没谈论过南营房的街坊们，看得起也罢，看不起也罢，自母亲过门以后，父亲从未到过母亲的娘家，这倒是事实。

父母亲的婚姻谈不上门当户对，穷门小户的母亲，嫁入天皇贵胄之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和谐，更何况还是续弦，父亲前边的妻子已经有着一帮儿女了，这让母亲一生都很别扭。满腹经纶的父亲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文化上反差极大, 完全是失衡的，以这样的差距作为婚姻的基础，对母亲来说，应该是一出悲苦戏的悠悠慢板，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甭管出嫁的场面是多么的风光，日子还得自个儿过，岁月还得慢慢儿磨。清朝有律例，“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虽然已经到了民国，但“柴门对柴门，木门对木门”在国人的婚姻缔结中仍旧是定式。

刘状元做的媒当是一个特例。

我成年以后问过母亲，问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母亲说，好。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能再问下去，再问下去将是一场糊涂的对话。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满足，为丈夫的温和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没有那“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的自作多情，我的顾虑，都是文人心态，古人说得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世间真的没那么多麻烦。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