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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阵往前挪动了一点点，后面也已经堆满了车，掉头的希望彻底毁灭，我们只能随着大流往前蠕动，等待着一出别人的惨剧。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些卡车开锅了，说明想看别人悲剧，自己还要过硬，否则自己就成了一场悲剧中的小悲剧。我不知道前面有多么严重的事故，是一场意外，还是一场灾难，但这些都与坐在车里的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和我的一个女孩。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记者。我总觉得在所有的故事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总是想做一个参与者，但我总是去晚一步。我想，作为一个记者，总能第一个到达现场。但是成了从业者以后，我却想明白了，我其实还是一个旁观者，只是一个到得比较快的旁观者而已。但是我已经满足于记叙和记忆下来。这个感觉从丁丁哥哥要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就特别明显，因为我想和他一起去这个危险的花花世界里，但是被丁丁哥哥无情地拒绝了，他还说过，你是个小孩子，你看着就行了。从那次以后，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走在别人蹚出来的道路上，或崎岖，或平坦。刚刚入行的时候我很激动。我去了一家大报社。那一批一共收了四个新记者，在给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了报社的副总，他对我们阐述了社会主义新闻观，还告诉了我们，这不是什么神圣的职业，但也别忘了你的追求。

那时候我只是追求一份工资。我在报社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一开始是合租的，合租的对象是一个男的，结果有一天，他洗完澡以后突然过来向我表白，我非常崩溃，但出于职业操守，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能不能成为一条新闻？当时我还是见习记者，我去问我的编辑，说有个男的追求我，我要不要跟踪这条线索。他久久地看着我，说，朋友，做新闻不一定自己要参与进去的。

然后我就搬了出来。他非常难过。搬家的那一天，他告诉我，说我不用搬走，所有的房租都可以他一个人来负担，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安静地躺在他的隔壁就行。但我一想到正被隔墙五米外的一个男人意淫着，我还是无法接受。第二次我找了一个非常破旧拥挤的房子，但务必要一个人住。每天一早，我们就会先开一个会，这个会上涌现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听得我热血沸腾。然后老总会告诉我，这些，不能报。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挖掘和跟进。我一开始做的是文娱新闻，但我非常想去做社会新闻，因为我觉得只有做社会新闻才能解决一点问题。不过做文娱新闻有一点好，就是有不少红包可以拿。当时的行情是三百到五百，我一开始拒绝了几次，但是报社非常紧张，说那些明星的经纪人一直盯着问，是不是要不留情面玉石俱焚地写。我说不是，我和他们又没有恩怨，你发布会开什么内容，我就怎么写呗，后来另外的一个资深记者告诉我，你以为你是雷锋，人家把你当黄继光，也就几百块钱，你还是收下吧。我虽然收下了钱，但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对一个朋友说，我想去社会新闻版，那里不会再有红包。

朋友说，还是你有野心，那里真没红包，红包包不下那么多钱，一般都是直接打在卡里，你去揭露人家，人家自然要公关你。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但难道就没有人正儿八经地做新闻么？

朋友说，都有，每一拨里都有那么几个。

我说，那那些人在哪里？

朋友说，辞退了。

我当天就写了辞呈，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一个工作，我坚信我只是去错了一家报纸而已，并不是入错了一个行当。那天晚上我喝醉了，我对那个朋友说，你知道么，虽然我小的时候想做一个拉拉面的，但是现在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是有理想的。

我朋友说，但是你不知道，那些控制你的人，他们的能量有多么大。

我说，我坚信邪恶不能压倒正义。

他抿了一小口，说，嗯，但是他们可以定义正义和邪恶。

我说，你明天再也看不见我。我把话撂在这里了，明天，太阳再升起来的时候，你，将再也，看不到，我。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办公室，我昨晚其实很清醒，但我希望我那个朋友已经醉了。不过还真被我说中了，我的朋友再也看不见我了，因为他被辞退了。在刊发一条商业贿赂案的新闻的时候，他所指的公司的大股东是我们市委书记的儿子的老婆的哥哥。我去了人事部要辞职，但电视剧里的情节发生了，我还未开口，主任告诉我，正要找你，你顶替那个人的位置吧，以后自我审查的时候细致一点，每一个背景都要搞清楚，我们是很想保他的，但是我们实在保不住，他得罪的人后台实在太硬了，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他写的时候并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稀里糊涂就报了，责任也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承担，所以我们安排他去了我们底下的一个文学刊物《曙光》去做编辑了，你可要细心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