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生难料,世事如梦。韩丁碰上的都是难料的事情。

那天下午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在这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都管他叫大雄,据王主任在老林耳边的嘀咕,这位大雄就是制药厂扩建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首领。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条领带,但他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全部放入。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副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韩丁在大学实习期间参加和观摩过一些案件的庭审,但还从未经历过法院的调解过程。今天庭上的气氛与他原来的想象相比,远没那么正规。首先是这间被称做法庭的屋子,实在寒酸得可以,其破旧程度在韩丁看来简直有损法律的尊严。二是主持调解的那位法官年龄太轻,几乎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小姑娘,样子还不如做记录的那位同为女性的书记员显得成熟。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相对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口气刻板得几乎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背书。她说:“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啊,怎么样,你们双方这些天都是怎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件事双方都要有让步的态度,打官司对双方都没好处。我们现在大案子都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而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律师。那律师是从本地请的,男的,四十来岁,他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佣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全是不是完全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全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而和厂里无关?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虎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假如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调解刚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连法官都没想到。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的脸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赔偿,我一分钱都不出!这些人,说难听了简直就是黑社会,我就是不相信政府和法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会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