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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爱人了？他什么时候回国？”

肖琳也笑笑，却笑得吃力而且无味，她放下手中的筷子，迟疑着说：

“今天，今天中午，孙导演请我到新侨饭店吃午饭……”

“啊，我说你现在怎么吃不下了呢。”

“他们制片厂的一位副厂长也去了。”

肖琳严肃的面孔使我紧张起来：“是不是，我的剧本不行？”

“呃——，差不多吧，孙导演是说了这个意思。”

“已经决定不用了吗？”

“用还是想争取用，但是得做较大改动。孙导演这几天已经着手帮你改了，他是希望你能同意……”

“他改了什么？如果要我同意的话，为什么不当面和我商量，而要请你去？”

“他要你同意由他和你一道担任这部片子的编剧。”

“什么？”我愣住了，刹那间似乎也明白了。

“当然，署名的排列上，还是你在前面。”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看来在今天的“工作午餐”上他们已经谈得很具体，甚至已经研究了细节，而那“署名还是你在前面”听起来几乎是别人对我的一种恩赐。我尽量克制着问：“那位副厂长呢，他是什么意见？”

即便我不问，肖琳也要说到制片厂的这位领导了，“副厂长说，孙导演在怎样提高剧本质量方面确实动了很多脑筋，不但和原作者多次商讨主题和情节的安排，而且现在又亲自动手修改剧本，这些工作显然已经超出了导演的二度创作的范围，而是参与了编剧性质的劳动，所以作为编剧之一署名是合情合理的。他说，名字还是原作者排先，稿酬怎么分配可以商量，钱是小事。孙导演的修改本这位副厂长已经看了，他觉得修改本融进了孙导演对生活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提炼，比你原来的剧本更丰满更成熟了，主题也更鲜明了，基本上已接近上马拍摄的水平。当然，他也说，你对孙导演署名如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甚至拒绝。但是孙导演在剧本上的艺术劳动用什么形式给予承认，厂里也要考虑，在没有考虑出方法以前，恐怕暂时不能列入拍片计划。”

“有意思，”我冷笑，“能把恐吓说得这么道貌岸然，也是一种水平。”

肖琳避开我的直视，“我觉得，我觉得，”她迟疑抬眼，“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我感到一种落水似的冰冷，我坚决地摇头：“不，我不同意他改，钱可以给他，但这个故事是我生命和青春的回忆，要改哪儿，得和我商量。”

“你不让他改，他就不拍，你怎么办？”

“我另找人拍。”

“别忘了你已经和人家签了合同，已经用六百块钱把这部小说的拍片权卖给他们了。小敏，事情到这时候千万天真不得了，有了这个合同，他其实完全可以不要你这个剧本，他自己当编剧，只要在片头上加一行字幕，说明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就算是合法了。说穿了，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他的问题，而是他要不要你的问题，你千万别跟他们闹翻了，倒霉的是你。刘敏，我一直认为这部片子是否能上对你特别重要，中央都说让知识分子自我改善，你再不改善改善自己的处境，难怪女儿不认你？”

女儿，说到女儿我已无一语，只能向隅而泣。

肖琳被这泪水弄得迟疑了，她走近我揽过我的肩，用力搂了一下，叹口气说：“尽管我和孙导演也很熟，但我主要是为了你，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晚饭凉在桌上，谁也无心再动杯箸。肖琳要赴个约会，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独自收拾桌面，独自坐在电视机前。新闻联播里全是工农业大好形势，先进经验、模范人物，或是什么地方的什么庆典，载歌载舞，粉墨登场。夏末之夜，习习凉风送来附近街上夜市的喧哗，邻居的录音机也放得很响，我弄不清是爵士是摇滚还是什么别的新潮。在音乐的怦然撞击中，夹带着男欢女笑。我知道这就是北京，这就是大城市。世界多么热闹，究竟是我自己老了，还是这个世界老了？是不是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才老气横秋，才与这其乐陶陶的夏末之夜格格不入？

从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上看，我教书育人的那片山区此时正下着雨。那是个多雨的山区，烟一样的雨总把山岗洗得浓绿，那浓绿总执拗地显示着自然和生命的原色，总与孩子们的歌声笑声和谐一律。孩子们之间也总钩心斗角，但毕竟青春少年，连钩心斗角也总那么天真单纯。

也许我不该来北京，这暑期我本应该和往年一样待在山里，我似乎已经属于了那片天地。如果不是多年来毛京的灵魂不断地袭扰和笼罩，我可能会放弃对女儿的苦苦寻找，也不会写出这个剧本，把终生的思念与感叹，用一纸合同，用六百块钱，卖给一个本来不相为谋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