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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句话时，母亲的语气很软，但我觉得很重，重得刻骨铭心。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事在母亲的记忆中刻得更深。

后来，我到重庆一所学校读书。这期间，我靠卖报纸和帮人干一些杂活，已基本上放开了母亲肩上的担子。我想只要母亲不再为我每晚消耗那一个小时的煤油而疲于奔命，累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母亲却不这样认为。每有人从家乡来，总会捎来她的口信，让我好好读书，别怕费油，妈给你攒着呢。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年，她一共为我攒了64瓶半油，她是在为我挣第65瓶油的时候落下山去的。

在我回家奔丧的时候，我一路默默流着泪，特别是我在她床下看到那式样各异的瓶子一尘不染地立在那里时，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母亲啊母亲！我在城里终日只想着打工挣钱为你分担辛劳，竟忘了写信告诉您，城里早就不用油灯了。我将为这个小小的“失误”而痛悔一生。

牙 祭

四川人向来以语言贴切生动著称，牙祭便是其中一个绝好的例子。

古人有初一、十五设家祭的习俗，这一天，家中老少男女必向家神及祖先顶礼膜拜，家境好的，通常是三牲齐全，家境稍一般的，则雄鸡刀头是要略备一二的；家境再穷的，也会买一块肥肉切成正方形，往“天地君亲师”及列祖列宗灵位前香气扑鼻地一摆。香烛一燃，由家长带队的，向空气中念叨一通，有问候有汇报，更多的却是在祈求老先生们看在香烛和肥肉的面上，保佑自己或发财，或阖家平安，或五谷丰登，若家中尚有不开怀的女人，则更不忘添上一句保佑早生贵子之类的话题。总之，人有多少种愿望，祭祀中就有多少种语言。

死去的祖宗们对香味的兴趣，远多于对那块俗肉的兴趣，祭礼一毕，香味散尽的供品自然要派上另一个用场——牙祭。这“典礼”通常是在初二、十六的中午进行，人们把祖先享受过的肉切成大块大块的片，和着蒜苗炒成回锅肉，全家上下油噜噜地大嚼特嚼，以使吃了十几天斋的牙受到点奖赏和安慰。久去久来，牙祭便成了吃肉的代名词。

余生也晚，没赶上从显考显妣鼻下拾余唾的乐趣，但并不因此便对“牙祭”这个词陌生，因为，我的童年时代，肉是要凭票供应的，一个人一月半斤，再潇洒的人，也不敢大手大脚“牙祭”一回，无怪乎，那个年代，杀猪匠特别好找对象，其抢手程度无异于80年代的大学生和90年代的大款。在当时，“一人嫁个杀猪匠，全家要吃正保肋（猪身上最肥的部分）”，这绝不是玩笑话。

当工人的父亲和无业的母亲显然不是享受“正保肋”之类特殊待遇的人选，前些日子，有人撰文，说90年代腐败风气太厉害，使他怀念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社会风气纯正的时代。这篇文章使我非常反感，你说风气正，那几十年里，所有的猪的保肋肉到哪儿去了？难道压根儿就没有长？在那些一月只能吃一次肉（牙祭是一月两次）的日子里，父亲常常因为把本月的肉票被人烫成了一块熬不出油的精瘦肉而受到母亲的责怪，这使父亲感到委屈，要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靠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四口人生活的家里，有钱时不一定有肉票，有肉票不一定有钱，待二者齐全了，却又很难有精力从头天夜里就开始去排队买肉，故而，精瘦肉也是包含了多少的爱和艰辛的。

我印象最深的牙祭，是在1977年春天里打的，此时，正是改革春风初吹的日子，天气也像政治气候一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喜色。但供应依然很紧张，由于邻居赵大娘娶媳妇，借走了我家的肉票，我们全家整整一月没见半颗肉星了，大人还能忍住，我和弟弟却像两头小狼一般，忍着快生锈的肚子的折磨。那段时光，我们是靠回忆两月以前最后的那一顿回锅肉而支撑着过的。外婆从我们看别人吃肉时的眼神里看出了我家的困难，就把自己攒下的一斤肉票（老天爷，不知她是怎样从每月半斤的定量中抠下来的）交给爸爸，恰巧爸爸兜里还有钱，于是紧赶慢赶跑去肉店。这时的肉店，被许多昨夜就带着棕垫来排队的人围着，猪肉还没送来，人们像鹅一样伸长劲子观望着，等待着。

一位熟人给爸让了一个位子，这时，有人大叫：肉来了——！犹如拳击台上的钟声，人们松散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整齐的队列一下子变成躁乱的蚁阵。人们拥挤着，嘈杂着，呼舅子声，喊老表声，以及小孩的哭声和大人的叫骂声使排队的不像是正在等待购买货物的人们，而更像一群正在等待施舍的饥民。

卖肉的胖子打着赤膊穿条血油腻腻的皮围腰，手中拿把刀，像吆喝猪一样粗鲁而无礼地吼：站好站好，不然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