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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他看见城管队员在打一个小贩，他觉得是新闻，急急忙忙打电话给老师，老师说这不算新闻。他于是白白损失4毛电话费。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开宝马的人打一个骑车人，他报料，也损失了4毛钱。此后，凡遇上这样的事，他就不报了。

这以后，他先后又报过假发票贩子，偷窨井盖的团伙。除此之外，他也报过一些流浪狗被人砍伤、消防队员搭救小猫等新闻。每条新闻都剪下来装订成册，每篇稿子旁边都郑重其事地写着：稿费××元。

他在民工和外来人口密集的地方转悠着，以每天一到三条的线索往外提供着。他的客户，也由他的老师而发展到其他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为了工作方便，他还买了个“小灵通”，随时向新闻媒体提供线索。

据一位与他合作过的记者讲，施大川这小子很会来事，往往能摸准记者想要什么。有些新闻，如果现场错过了，还可以请他进行“新闻重放”。比如某家电视台就请他“演”过偷窨井盖的全过程，播出来之后，效果奇好。

据我所知，施大川绝不仅仅“演”过偷窨井盖的，他还“演”过半夜上街贴牛皮癣的外来人，写血书请求女朋友回心转意的民工，还曾经受某记者委托在宠物婚礼上当过主婚人。

随着业务的增加，施大川的演技和镜头感越来越好，每次都能很认真很投入地摆出令记者满意的Poss。照完之后，他还会更认真地提醒记者：记着蒙眼睛。

他说：可别三两下就穿帮了，我还指望着再演两年，供娃上大学呢。

冒充记者的女清洁工

艳姐是下岗工人，在一次“再就业”公益活动中被招进报社当清洁工。她姓什么或究竟是叫燕姐还是严姐，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有工夫去探究。在这家有300多名员工的城市晚报，除了那几个常把玉照发表在报纸显眼位置的体育、娱乐和气象美眉记者之外，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地劳作着，像一只只勤奋的工蚁。没有哪只工蚁有兴致和时间去了解另一只工蚁。

虽然没有人关注，她每天必须在上午和下午各打扫一次厕所，然后还要拖两次楼道，除此之外，她还必须在编辑和记者工作之前抹干净他们的桌子和电脑键盘，并将桌下的垃圾带走。这些工作相对于仅有1.58米的娇小个头来说确实显得沉重了些。而且，相对于她一个月300元的收入来说，则更显得有些不近情理。但艳姐却从未因此而懈怠。因为来报社之前，四十岁的她在劳务市场碰了太多壁，她说，300元虽然不多，但总能贴补儿子在学校里的伙食费。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个事做就知足了。我的好多同事，恨不能求别人来剥削自己呢。

正因为有如此的心理准备，艳姐的工作让报社唯一一个关注她的人——行管科长点头满意，说请这一个清洁工比以往请两个还管用。

艳姐虽然没有因此而涨一分钱的工资，但有了这句表扬，她显得很高兴，她比原来更认真更勤快也更欢快了。这让那些每个月挣四五千元钱还愁眉苦脸的编辑记者感到不可理喻。

活儿再多也有做完的时候，做完活的时候是艳姐最难受的时候，她本可以坐下来看取之不竭的报纸，但总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身份。她曾经还带过毛线偷偷地织，但在行管科长不经意地看到一次之后，便再没织过了。

但就在这时候，艳姐找到一件事。确切地说，是事找到了她。

这是一个无聊的下午，艳姐像往常那样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坐在办公区门口与保安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个乞丐样的年轻女子，她背着一个硕大的包裹。看样子走了很远的路，很疲惫的样子。她几乎是扑着进了报社的门，眼神极像急切冲进庙门的祥林嫂。不用说也知道，这又是一个心里有冤屈的人，像她的许多同类那样，在有关部门碰得没辙之后，把最后一点希望押到新闻媒体。

如果这些可怜人所遇到的难事仅限于小孩走丢了或亲人治病没钱医或考上大学没钱读或受到村支书以下级别官员的欺负或遭到三个门面以下的商家欺诈之类的话，大多数记者还是愿意伸出援手的，因为这些都是不错的新闻线索，把当事人往镜头前一拉，搞个声泪俱下的特写镜头，然后再写一段让人动容的文字，文章后面加个援助热线之类，既助人又助己，其乐融融，皆大欢喜。

但事实上，找到报社来的大多数都不是幸运者，不是拿出几斤重的上访材料的老者就是十几年前胜诉官司至今没有执行的伤残人士；或者就是祖屋被强拆。用新闻业内人士的话说，这些都是“高压线”人士，谁碰谁倒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做出稿子大多发不出来。即便万一中的万一报出去了，也难保不是一个“惨胜”的结局。因此，每当遇上这类事，所有编辑记者都是避之犹恐不及的，一个个与来访者的关系像同性的电子一样，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心好的，大多装着看看材料，送上一声同情的叹息，然后自己忙自己的事，任来访者在那里自言自语。心狠点的，则直接叫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