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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田少，每年地里产出的东西，除了缴各种费用之外，剩下的就只够把肚子混得半圆的了，如果年景差点，半圆还要打点折扣。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可谓想尽了办法，上山下河，打鸟捉鱼，砍柴摘菇，什么都干过。

我家屋背后小溪里生长着的成群的梭边鱼，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被父亲捉完了，全卖进城里换回钱来缴了学费。

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家后面那片小树林便遭了殃，父亲一棵棵地将树砍掉卖进城里抵换回钱来，也缴了学费。他说国家规定他有义务必须这么做。读高中时，家里已没什么好卖的了，父亲就打起了院里那株老银杏树的主意，那棵树是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种下的，有一百多年历史，林业部门还专门挂了牌，说是受保护的树。父亲和我对它都有很深的感情，我家的小院因为有那棵树才优美如画。但没办法的是，优美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当学费用。因此，父亲下了狠心，说等咱娃考了大学，咱再栽！起重机来了，把树吊走，在院中，留下一个巨大的坑。买树的是一家经营老树的大公司，专门到乡下收购城里已砍得没有影儿的老树，卖给急需老树去充绿化门面的城市，从中赚大把的钱。他们很有实力，因此，有关部门也没来找过什么麻烦。

后来，我考上大学，就在我爹为学费伤脑筋并打算把祖屋卖掉的时候，外面传来了两个天大的喜讯。一个是城里人开始喜欢用根雕来装饰新居，这让父亲想起当年砍掉的那片小树林的剩余价值；而在父亲挖树根的时候竟在我家的后山坡上发现了煤。村里首富牛娃决定投资，大家都有份入伙。我父亲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卖力气的地方了，此前他进城打过工，因为文化太低且年纪太大最终没有成功。

在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老人家也许正赤着膊在地下几十米或更深的地方很不环保地挖着煤，那地方既肮脏又危险而且随时面临取缔。我现在所用的每一分钱，都沾着他手上的煤灰和汗（幸好还没有血）。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乞求老天爷让时间过快一点，让我早点再早一点完成学业，让我在父亲遭遇矿难之前，将他从那里拯救出来。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贫穷不是大家不注重环保的理由。但贫穷如果不得到治理甚至根除，那环保只能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不是农民愚昧得懂不起享受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水还有美丽的风景，而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暂时没有那个能力和心态去关注那些东西。对他们简单粗暴的指责是无用的。

我就说这些，感谢主席、评委和保安先生让我把话说完。如果大家在离开时将手中的易拉罐和矿泉水瓶放在桌上的话，就更感谢了！

新闻线人施大川

施大川来红花堰之前在乡里当过通讯员，常在县报的中缝和报尾发表百字文，挣个2到5元不等的稿费。这些钱他从不去取，只将汇款单和剪报贴在一起，装订成一个本，宝贝似的藏着。每有空闲，便会拿出来翻一翻，一脸幸福的样子。搞得同住的老乡以为是一本黄色小说，隔三岔五想偷去看。

施大川不会做生意也不屑到餐厅洗碗当小工，因为他觉得那样有失身份。毕竟自己还算是发表过文章的，哪能跟那些叫不出名堂的傻小子一个样啊！

直到他在红花堰碰到一个写过诗并出版了两本诗集的诗人正在帮人算账，他才开始反思自己的求职要求是不是太高的问题，他的委屈感和怀才不遇感才稍稍弱了些。这时，正好同住的一位云南人需要推销二胡，管吃饭，卖一个提成5元。施大川想这工作多少也有点文化味，于是决定去卖二胡。

他背着一堆二胡拉着当年在乡下学会的小调走街串巷，他发现城里人别说买二胡，就是愿意听二胡声音的人也越来越少。三天下来，除了脚上的几个水泡之外他一无所获。

就在他沮丧地在河边挑水泡的时候，他看到一位当年到他们乡上来讲过文学课的作家老师从他面前走过。那老师当然认不得他，以为扑过来的他想要强卖二胡给他。他费力地解释，老师才称回忆起有这么一回事，于是寒暄两句，扔下一张名片，说你平时常在社会上转悠，有什么新闻一定要通知我，老师现在不当作家当记者了。

施大川拿着那张精致的名片，恍恍惚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转折点就要来了。从第二天起，他便把二胡甩给云南人，开始吃新闻饭去了。

他向他的作家老师提供的第一条新闻线索，便是离他驻地不远的一家米粉店往粉里掺吊白块，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事太不仗义了。这条新闻很快见报，得线索费60元，相当于卖12支二胡，可以供他生活10天。之后，他又向老师透露了一群外地人强迫小女孩上街卖花的事。这事又挣来了200元钱。报社做了一个既悲情又伤感的专题报道。之后，他又揭露了他的邻居——一个骑车上下班的“瘫痪”乞丐，报社派了三个摄影记者拍下了他装乞丐的全部过程和细节。此稿据说获了什么新闻奖，他也破天荒地得到了500元线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