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葫芦案 8

这天早上,家玉坐在电脑前,正在修改一份发往鹤浦啤酒厂的律师函。隋景曙怀里夹着皮包,领着一个身穿工装服的老头,来到了她的办公室。老隋是南徐律师事务所的另一个合伙人。绿豆眼,八字须,小圆脸。因他的名字中也有一个“景”字,他与徐景阳并称为律师事务所的“南徐二景”。不过,除了温良仁厚的徐景阳之外,事务所的同事都在背地里叫他“水老鼠”。

水老鼠将老头安顿在门边的沙发上——那里有一个用玻璃柜和盆栽金桔隔成的临时茶室,用来接待客户,又让白律助给老头泡了杯茶,然后朝家玉勾了勾手指。

两个人来到了门外的走廊里。

“这个人的脑子有点问题。”水老鼠压低了声音对家玉道,“他一进门就要给我磕头,你妈妈,把我吓死掉了。你抽点时间跟他谈谈。我在市里还有个会,这就得走。”

“这老头,什么事情?”家玉问他。

“你妈妈,不太好弄。”水老鼠道,“他这案子,你就不要接了。你与他敷衍个十来分钟,安慰安慰他,就打发他跑路。”

家玉点点头。水老鼠又提醒她,别忘了明天一早出庭的事。家玉说,她已经跟看守所联系过了。今天下午,她会再去一趟,与当事人见上最后一面。水老鼠捋了捋头上仅有的一缕头发,托着茶壶出去了。

来人姓郑。是个瘦高个,花白头发。大概是因为小时候闹过天花,脸上留下了坑坑点点的麻子。家玉客气地称他为“大爷”,那人就笑了笑,说他其实还不满五十岁。他的工装服上沾了一些没有洗净的油污渍斑以及焊枪烧出的小洞眼。可他衬衫的领子是干干净净的。

老郑是春晖纺织厂的机修工。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可没说两句,眼圈就先红了。他说,自打他记事起,就一直在不停地倒霉。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妻子因类风湿而瘫痪在床,大女儿在人家做保姆,儿子却还在读初二。他很有礼貌地问家玉能不能抽根烟,在得到她的许可之后,从耳朵上取下一支卷烟来。可他看见了墙上的“禁止抽烟”的图标,愣了一下,又偷偷地把烟放入衣兜中。

他懂得守规矩。家玉想,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之所以总倒霉的原因。

他所在的这家纺织厂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国营企业,虽说效益不是特别好,可每年的净利润也有个两三百万。就在三四个月前,市里忽然来了一堆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了会,宣布纺织厂改制。两千多名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被要求买断工龄回家。原来,有一位姓陈的房地产老板,看中了纺织厂的那块地。就在运河的南岸。他们想在河边盖一个高档的别墅区。

“我真傻,真的。”老郑说,“我单知道由政府出面提出的方案总不会错,就糊里糊涂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哪知道回到家,老婆按照她的方法左算右算,三十年工龄竟然只有三万块钱……”

从他的话中,已经可以隐隐听到祥林嫂的口吻了。老郑强调说,他并不赞成工人们的集体上访,去南京静坐,或者冲击市政府。毕竟目前的和谐社会来之不易,何况事实上那些闹事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为首的六个人被抓,有一个还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他经人指点,就找到律师事务所来了。

他想打官司,却不知道应当去告谁。

家玉陪他坐了两小时。眼看着他充满希冀的目光一点点变得黯淡,直至熄灭,她的同情无由表达。最后,她记下了老郑的电话,并提出来请他一起吃午饭。家玉觉得,自己是真心诚意的,可老郑却心事重重地谢绝了。

“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告别时,老郑道。

“千万别这么说。这世上还有没有好人,我不晓得。但我肯定不是。”家玉忽然伤感起来。

她有点后悔这么说。

老郑走后,庞家玉来到楼下的seven-eleven,在那儿买了一盒关东煮,一根玉米。然后就驱车前往东郊的第一看守所,去会见她的当事人。作为当事人父母指定的律师,她明天将出庭为他辩护。

如果说老郑的委托,是一项她想接受而事实上却不能接受的工作——这也使得家玉作为律师的道德感千疮百孔,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子则属于无关痛痒却又不得不让她付出全部心力的“分内事”。家玉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辩护对于这个杀人案的判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作为律师的职责,要求她履行所有必要的程序。这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她无法完全摆脱那种熟悉的荒谬感,可是,还是花了巨大的心血去研读案卷,搜集证据,与同事没完没了地讨论案情。

这个案件,因为其残酷或惨烈的程度,在鹤浦可谓家喻户晓,但案情本身却一点都不复杂。这个名叫吴宝强的罪犯,仅仅因为怀疑女友与她的上司有染,就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风雨之夜,潜入了情敌的家中,狂怒地杀死了他一家六口。还不包括在他们家干活的一位十八岁的甘肃保姆和一条价值数百万的藏獒——那只藏獒,据说因为频繁地被用来给母狗配种,而失去了应有的野性,对于自己看家护院的本职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乎是毫无反抗地被利斧削去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