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葫芦案 7

1989年五六月间，学校突然停了课。秀蓉和父亲赌气，没有回到乡下的老家。父亲和那姓卞的寡妇去了一趟南京，她居然就有了身孕。据说是人工受精。他们补办了手续，已算是合法夫妻。

辅导员见秀蓉成天在校园里东游西荡，就介绍她到图书馆勤工俭学。帮着做一点分类、编目或上架的琐事，也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寝室里就她一个人。与她做伴的，除了窗外草丛中的一只白猫，就是在帐外来回扑腾的灰蛾子。

一天傍晚，她从图书馆返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一个胖乎乎，身背黄书包的年轻人。这人问她大学生俱乐部怎么走。秀蓉就从自行车上下来，胡乱比划着，给他指路。她一连说了好几遍，可那人的脸上仍然是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秀蓉看他有点着急的样子，就说：“不如，我带你去？”

胖子犹豫了一下，便说道：“我这么胖，你大概驮不动我。还是我来带你吧。”

他不由分说地从秀蓉手里抓过自行车的车把，跨了上去。秀蓉很自然地坐在了后架上。接下去是一段很陡的下坡路，那人就让秀蓉搂着他的腰。秀蓉马上照办。他腹部挤满了赘肉，而且让汗浸得湿乎乎的，给人以某种不洁之感。

大学生俱乐部，位于团委学生会所在的那幢小楼的地下室里，原本属于七十年代开挖的地下防空工事的一部分。好像是出了什么非比寻常的大事。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那幢桔黄色的小楼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人。学校排球队的两名主攻手客串起了临时纠察。他们把守在地下室的入口处，被一拨一拨的人浪挤得东倒西歪。

可奇怪的是，随着那胖子的到来，喧闹的人群陡然安静下来，并自动地让开了一条道。可见此人身份特殊。胖子向秀蓉道了谢，并问她要不要一同进去看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秀蓉的好奇心和虚荣心一起发酵。

地下室的水泥楼梯很陡。看到秀蓉面露为难之色，胖子很自然地把手插到她的腋下去扶她。他的动作有些鲁莽，那双大手要完全不碰到秀蓉的乳房是不可能的。她只穿着一件T恤衫。不过，那时的秀蓉，大脑还没有复杂到有能力去怀疑那只手的动机。更何况，这个胖子一看就是个“诚实厚道“的人。尽管她告诫自己要“大方”一些，羞涩中，心脏还是忍不住一阵狂跳——自己的乳房发育得不够饱满，也让她有点自惭形秽。

在赶往俱乐部的路上，秀蓉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徐吉士。在鹤浦文联上班。是一个“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据吉士自己介绍，他与别人合写的诗集《改革者之歌》刚刚出版，鹤浦师范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书评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伟大”这样的字眼。当然，秀蓉也知道，在《诗经》中， “吉士”并不是一个好名字。

地下室里同样挤满了人。所有的人眼圈都是红红的。有一种神秘的庄严和肃穆。这种静谧和庄重之感很快就感染了秀蓉。在微弱的烛光里，她可以看见墙上那张被照亮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忧郁而瘦弱的青年，长得有点像自己在农村的表弟。

“你们在开追悼会吗？”秀蓉向吉士问道。

徐吉士正忙着与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握手寒暄，但他也没忘了回过头来朝她微微一笑，“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随后，他就在人流中消失了。秀蓉从与会者口中打听出事情的整个原委，不由得吃了一惊。

原来，这个面容抑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在今年的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了。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尽管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诗人完全没有了解，尽管他写的诗自己一首也没读过，但当她联想到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山海关”这个地名，联想到他被火车压成几段的遗体，特别是他的胃部残留的那几瓣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橘子，秀蓉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立刻留下了伤痛的泪水，进而泣不成声。

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死者或他们自己的诗作。秀蓉的心中竟然也朦朦胧胧地有了写诗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和自责。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此重大，自己竟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却对于一个寡妇的怀孕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冷漠了。晚会结束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助学生会的干部们收拾桌椅，打扫会场。

她没再见到她所仰慕的徐吉士老师，但她还是有一种新生的喜悦。甚至，当她从地下室爬上来，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因忘了上锁而被人偷走之后，一点也不感到难过。她回到寝室，在野猫有气无力的叫唤声中，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直到天亮，一分钟也没睡着过。她感到自己的体内有一头蛰伏很久的怪兽，正在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