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

两天后才见到阿南，不便打问她和远山自那晚以后的事情，我已经学会了语不及私。

阿南也没有解释那天情况的意思，好像一切都很正常，的确也是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我，我太有点儿少见多怪了。远山最近话极少，总是醉着不醒的样子。有时在走廊里相遇，总是把头一低，身于一侧，一副很不愿意搭理人的样子，好像是我欠了他什么。日本人总是怪，好的时候热烈，冷的时候冰凉，让人琢磨不透。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融入到这个民族中去，也不单是观念的差异，更主要的是性情的差异，民族性的差异，这种感觉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有一天，阿南对我说，她和远山决定办个画展。

我说就为他那些猫画？

阿南说是。阿南说主要是想提高远山的知名度，为他下一步找个好公司打基础。“老这样失业算怎么个事儿？虽说不到饿肚子的份儿，但精神上压力太大。你没见他最近酒喝得多了？”

我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我知道，办画展，关键是钱。

银座有名的展室，日租金五十万日元。

新宿的展览厅要六十万。订金、礼金除外。

究竟什么样的契机使二位邻居萌发了办展览的念头，而竟要阿南出面来拯救艺术家远山的前程与灵魂，真是个迷。尽管我对他们的猫画展实在不抱任何希望与信心，还是从我的生活费和积蓄中拿出了七万日元，算是邻居的情分。这笔钱原准备是再攒点儿，回国时买一台手提电脑的，反正也不够，送了人情吧！七万块，称得上是尽我所有，倾囊相助了。

就为这七万块钱，两位邻居郑重其事地来到我房里，跪坐在我对曲。远山双手支着榻榻米，俯下身子表示感谢，阿南则诚挚地把头碰在席子上，半天没有抬起身，倒把我弄得很难为情，好像我给人家的不是七万，而是七百万，七千万。

我利用休息时间和阿南跑出去租过几回展室，没有一处谈成的。

好不容易打听到驹入的一个展室便宜，赶了去，主人一听说是个没名气刷油漆的工人搞美展，首先就摇了头，推说房子已经租给鸟取县准备搞农业摄影展览了。这么一来，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了。跑了几家，情况大体相同，不是说场地已经租出，就是把价格故意提得很高很高。其中也不乏阿南的熟人，寒暄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拉着手叙友情。一旦张口提租展室的車，手便松开了，朋友归朋友，情谊归情谊，自然，金钱归金钱。不能混淆。

精明的房主们谁也不愿胃这个险，为一个从未发表过任何作品，毫无知名度的油漆工人在繁华京师，在世界名人云集之地办个人展览。更何况这个人没任何会社、大企业家、名流做后台，凭的仅是一个女孩的一张嘴和几张怪模怪样的猫画。

“能不能让你的父亲帮帮忙，借借他的名也好。”我记起，阿南逗子是日本钢窗巨头的千金，岂有让钱难住的道理。我说，“拿你父亲一张名片去跟房主们打交道就是另一码事了。”

阿南说，“不。”

我说，“他是你爸爸，又不是别的不相干的人。我跟我爸爸就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要。”

阿南说，“爸爸是爸爸的，我的是我的，既然已经走出家门，一切就要自立，再没有跟父亲张嘴的道理……”

我想，这跟中国的孩子人概不太一样，中国的孩子在花父母钱的时候，多少带有理所当然，不花白不花的理直气壮在其中。不能否认，阿南在我的心目中添了不少光彩。

星期一，阿南早早去东京大学。远山在走廊里遇见我，像要说什么，张了张嘴，我站在厨房门口，静静地等待着。

终于，他说；“我给你的猫也画了像。”

我说：“就是那只丑陋的半大猫吗？”

他说是的。于是，我随他到房间里去看我的猫的像。那是一张一尺半见方的油両，背景涂着灰，隐着细细的斜纹，像是在下雨。那猫，倒是白色的，却似画在一块玻璃板上，而偏要竖起来侧冓看，成了细细的一个条。一只太猫眼，忧郁孤独，带着失群的痛苦，不被人理解的悲哀……猫身子和眼非常之不协调，好像猫被缝隙挤扁了，在窒息的瞬间，睁大了眼向这最后的世界张望。

我把这种感受说出来。

远山说我看懂了这幅画。

远山的画展终于办起来了，在原宿东屋堂书店后面的库房。东屋堂是阿南一位远房姑姑开的，虽说沾着亲戚，钱上并不让步，不收房租，女老板讲好，展出期间销售的作品要四六分成，谈定之日交预金五十万。

开幕式这天，我和阿南早早过去了。老远就见远山站在店门口，穿得整齐笔挺，向每一个进店的人都鞠躬，说感激话，包括进去买儿童读物的孩子。中国也有美术展览，却并未见过哪个作者站在门口去给每一个进入的人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