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第二天便接到西垣电话，要急于见我，时间订在下午两点半。

在东京秋叶原车站吃完午饭时间还早，我坐在附近的吃茶店喝咖啡，无聊地看着从窗外走过的行人。男的，女的，美的，丑的，一二三四……数到二百多人时我已经很不耐烦，细想，尚不及“华北肃正作战”中，中国人被杀的二百分之一。

狗曰的鬼子们！

在品川的医院里，我见到了西垣秀次。将河北老张送的土特产一一由包内掏出。

西垣将每件东西都看得很仔细，他最中意的是一种装在黑色草篓里的咸菜，他说多年不见了：还是这个样子，连口上系的麻绳，盖的红纸都没有变。

我说临州可是变了，变得现代化了，路宽了，房高了，人也洋了。我把在临州拍的照片拿给他看，他不住地摇头，说不是临州，不是临州。我从中挑出当铺的照片让他辨认。

他肯定地说，你搞错了，我从没到过这样的地方。

我说这是临州惟一的当铺旧址，不会错。

西垣又看照片，夫人也过来看照片。

西垣问，史国章——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倒要问你。

西垣避开我的目光，沉献了半晌说，叶桑你是个厉害的人。我知道你去河北的结局就是如此。

西垣示意让他的夫人出去，看那女人轻轻带上门，他才对我说，从在研究所第一天看见你，我就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

我说我想听实话。

西垣说，你知道我的病情吗？三度心衰，经不起任何冲击了。

我说讲出来你的心里就没压力了，不是冲击，是释放，你会像正常人一样健康。

他说他也这么想过，但他不能够，因为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有着自己的道德忠义观念。他说，战争中他是六支队少佐军官，驻扎河北临州，专门搜集八路情报工作。情报的提供者是史国章和几个联络小组。他常去刘三连的当铺找史国章，在那里也认识了老多儿，那个美丽无比的中国女人。老多儿梳着一条长辩子，未开言先露笑，他觉着就是占诗里罗敷女的化身，典型的中国古典美，他为此而倾倒。每回见了老多儿，都身不由己地颤抖，紧张，不知该〒些什么。搁别的日本人，或许会毫不费力地占有了这个女人，但他不行，汉学世家出身的他深谙儒家的礼教规范，他不愿破坏眼前这个美好的物件如同不愿打碎一枚精美的玉盏。史国章与老多儿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凭多年的特工经验，在史国章身上嗔出了只有他和史围章本人才知道的味道。史国章送来的情报千真万确的准确，几乎没有过失误，但日本人又从中占不上任何的便宜，这是史国章欠高明的地方，以史国章的精明和他相比，略差一筹。

他之所以佯装不知，是因为他对这场战争的反感和厌恶，汉学精深的他对特高课也许是个工具，是难以寻觅的高参，但他毕竟是儒教文化的追崇者，这使得他有了明显的两面性。在执行任务时他无限忠于大日本帝国，忠于天皇，然而在内心的深处他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日本的儒家文化作了认真比较。他认为，日本虽然也划入“儒家文化圈”内，却并没有理解儒教文化的实质。中国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作为重要美德，以“仁”作为统治国家的原则，待人处赴的根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仁”是一个至高无上不可亵渎的字眼。而日本则将孔孟之道走歪了，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的是他们将“忠”提到了道德的首位，儒家的以不违背仁而奉君，在日本则成了“以忠君而献身”，与忠相应而生的是勇，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日本的“忠勇”思想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战争的掀起，美其名曰为天皇陛下而战，为东亚共荣而战，为圣战而战，然而却不知“刑罚不足以畏其志，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就连那独崇残刑的韩非也知“世有三亡，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日本之举，貌似勇猛，其实必败无疑。“华北肃正作战”本身实则已显露出日军色厉内荏和穷兵黩武，孤注一掷的艰难。

在一个傭懒的午后，他放了在大厅学日语的孩子们，自己慢悠悠踱到西跨院，老多儿正在井台前洗衣裳，一双粉嫩的手在水里搓来揉去，这个美丽无比的中国女人，竟把他看得有些灵魂出窍。老多儿看见西垣，微微一笑，站起身闪出小院，再不露面，一会儿史国章进来了，把他让进套间。他坐在套间的南炕上脑子里翻腾的还是老多儿。老多儿的脸很美，洗衣服的姿势也很美，美人谁见了谁为之销魂，孔圣人也喜欢美女呢，“有美玉如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何况他一凡夫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