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在临州的当铺旧址前，我展开了西垣秀次的图示，展开了五十年前一个鬼子少佐的记忆。按图索骤，这里该是过去的当铺，是西垣设计的寻找史国章的切入口。我极其明白，保安队长史国章逃得过国民党的清查却逃不过共产党的镇反，纵然都成漏网之鱼，还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在等着他，幸存的机会几乎为零。当然也有一种存活可能：除非他是共产党。在西垣委托我寻找史国章的时候，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他寻觅史国章的动机不能理解，在战争中沆瀣一气的鬼子与汉奸，如今要携手共叙“友情”，我国政府不会熟视无睹，当地百姓不会不说三道四，当年被害人的亲属不能不义愤填膺。西垣说，这正是他不愿自己出面的原因，他找史国章是出于个人感情，私人友谊，史国章于他编撰的“华北陆军作战史”太重要了，找不着史国章找到他的亲人也行，比如妻子什么的。

我说鬼子找汉奸这件事本身就让人恶心。

西垣说有些事在寻找史国章的过程或许可以搞清，寻找的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作为朋友，他敬仰史国章，他欠了史国章的人情。

我说你们的关系是狼与狈的关系……

院子很深，盖满了小厨房、少棚子之类，只让人想起曲径通幽，山回路转这些旅游方面的词来。

一个胖男人，在公用自来水边的躺椅上打呼噜，脚边的小凳上放着罐头瓶改作的茶杯，那里面黄—一瓶浓茶。在这闷热的午后，这杯茶充满了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我一走近，那鼾声戛然面止，一个极清醒的声音问我，找谁？我说找姓对的。他说这院里姓刘的有七家。我说找最老的刘姓住户。他说他就是刘姓最老住户，一九六三年搬进来的，全院再没有比他住得更长的了。我问一九六三年以前这院的住户在哪里，他说一九六三年以前这儿是粮食仓库。我问再之前呢？他说还是粮库。我说再早是当铺。他很诧异，说，当铺，我住了三十多年，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我问他有没有人知道临州的老事儿，他想了半天，说庙后街程士元那个老东西兴许知道，十几年前小学校曾让他去作阶级仇民族恨的报告，他在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没说几句就让人给架下来了，犯了心脏病。胖子一边说一边审视着我，说，你大概是港台同胞吧，来临州认亲？我说我在这儿没亲，他唤了一声，说，我们这块地界解放前特别保守，守着华北大平原，吃喝不愁，所以多不愿外出谋生，要说海外关系，谁家也摊不上。但这儿的人头脑灵活，别的不出，专出汉奸，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话你可能听说过。

我笑了，这位闲得发慌的胖子巴不得有人跟他闲聊。

我问，说到汉奸，你知道这儿过去有个叫史国章的？

他说，史国章，没听说过。

我问，日本鬼子西垣秀次呢？

他说，日本人投降那年我才两岁。

他突然直起身来说，你是日本人！

我说不是。

他不信，说，别看你中国话说这么好，打你一进院子我就看出来了，你身上带着东洋味儿，跟合资也业里那些日本娘们儿有点儿像。

我说我真不是日本人，我有个叔父，是八路，抗战的时候就牺牲在这个地区，我来临州是了解那个时期的一些事情。

胖子说真是日本人也用不着隐瞒，现在的临州人都是见过世面的，光外资企业就有几家，街上常见洋人走动，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往外资企业里钻，那儿挣钱多。

我说一九四三年五月，日本人血洗临州，这儿发生过大血案。

胖子说，那都是陈年往事了，死的是死了，活着的也还活着，人嘛，得向前看，现在讲友好了，不计前嫌了，谁都知道“东芝”冰箱好松下”彩电鲜亮，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杀了我们的人就不看他们的电视，不使他们的冰箱。

我说过去的事还有人记得吗？

胖说，怎么不记得，城南有纪念碑，上头都刻着哩，名字一排排的，每年清明节学校的学生都敲着鼓吹着号去献花圈。

他说得没错，对于死难的人这里每年都给以祭奠，但这样沉重的事情从胖子的嘴里轻松快捷地谈出，总让人觉得其中少了些什么。

我提出看看西跨院的南套间，那里是史国章与老多儿的幽会之所，也是西垣秀次与史国章进行各种肮脏勾当的密谋之地。这个地点非常微妙，也非常重要。

胖子说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他说南套间住着一对新婚夫妇，家具电器十分新潮，他领着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窥探房间，万一出了问题他脱不了干系。

我说你这人真是，刚才把我当成日本人，这会儿又把我想成是盗窃集团踩道的，想像力之丰富该去当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