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六章（第3/6页）

一切他都说：

“逃难了，逃难了。”

他每天早晨提着筐子，像女人似的到小菜场去买菜，在那里讲价还价。买完了三个铜板的黄豆芽，他又向那卖黄豆芽的筐子里抓上了一把。这一抓没有抓得很多的，只抓上十几棵。他想多一棵就比少一棵强。

“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是逃难呀！”

买鱼的时候，过完了秤，讲好了价，他又非要换一条大的不可。其实大不了好多，他为着这条差不多大的鱼，打了一通官话，争讲了好半天。买菠菜、买葱子也要自己伸出手多抢几棵。只有买豆腐，是又不能抢，又不能说再换一块大的。因为豆腐是一律一般大，差不多和邮票一样，一排一排的都是一般大。马伯乐安然地等在那里，凭着卖豆腐的给哪一块就是哪一块。

他到油盐店去买油，他记得住上一次半斤油是装到瓶子的哪一段。因为那汽水瓶子上贴着一块商标，半斤油恰恰是齐到商标那里，若是多了，那就是白捡了，若是少了，那就证明不够分量。

“不够分量就应该去跟他争呀。”

本来马伯乐提着油瓶子回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越想越不对。

“真他妈的中国人，少了分量为什么不去找他？这是什么时候呵！这是逃难的时候。”

回到那店铺，吵嚷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

马伯乐的眼睛是很聪明的，他一看若想加油那是办不到的，于是也就提着瓶子回来了。气得他两眼发青，两肩向前扣着，背驼着。开了锁，一进门就撞倒了几个瓶子。

他生起气来，脾气也是很大的，在某种场合让他牺牲了性命也是可以的。小的时候他和人家打架，因为他的左手上戴着一块手表，怕把手表打碎了，就单用右手打，而把左手高高地举起。结果鼻子被人家打流了血，哪怕是再比这更打到致命的地方，他都不在乎。

“流点血，不要紧。手表打碎了，父亲能再给买了吗？”

从小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知道钱是中用的，从父亲那里拿到钱是多么困难，他是永久也不会忘记的。

马伯乐虽然在气头上，一看瓶子、罐子倒了，他过去心平气和地把它们扶起来，并且看看酱油或醋之类洒了没有。这是钱买来的呀！这不是闹笑话。看看没有洒，他放了心，又接着生他的气。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呵！逃难不节省行吗？不节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气了半天不对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起买的就不是半斤油，买的是五分钱的油。他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随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他的脑子里天天戒备着，好像消防队里边的人，夜里穿着衣裳睡觉，警笛一发，跳上了水车就跑。马伯乐虽然不能做到如此，但若一旦事变，大概总可逃在万人之先。也或者事未变，而他就先逃了也说不定。他从青岛来到上海，就是事未变而他先逃的。

马伯乐感到曲高和寡，他这个日本人必要打来的学说，没有人相信。他从家出来时要求他太太一同出来，太太没有同意，而且说他：

“笑话。”

近年来马伯乐更感到孤单了，简直没有和他同调的。

“日本人还会打到上海的吗？真是笑话。”

马伯乐到处听到这样的反应。他不提到逃难便罢，一提到，必要遭到反感，竟或人家不反感他，也就冷落着他。对于马伯乐所说的“就要逃难了”这句话，是毫不足奇的，好像并非听见；就是听见了，也像听一句普通的话那样，像过耳风那样，随便应付了几句，也就算了。绝对没有人打听，逃到哪里去，小日本什么时候打来。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问马伯乐一次，问他是怎么晓得的日本人必打到上海。

马伯乐虽然天天说逃，但他也不知道将来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小日本从什么地方打来，什么时候打来，他也不十分知道。不过他感觉着是快的。

他的家是在青岛。有一年夏天，青岛的海上来了八十多只日本军舰。马伯乐看了，那时候就害怕极了。在前海沿一直排列过来，八十多只军舰，有好几路的样子。全青岛的人没有不哄着这件事的。人们都知道，那次军舰来，不是来打中国，而是日本的军舰出来玩的，或是出来演习的。可是把中国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不认识字，不会看报，他们听着传说，把“演习”两个字读成“练习”。

所以传说着，日本海军不得了，到中国的地方来练习来了。所以街街巷巷这几天都谈论着青岛海上的八十多只军舰。

拉洋车的，卖豆腐的，开茶馆的……都指指画画地指着海上那大鲸鱼似的东西，他们说，日本人练习，为什么不在日本练习，为什么到中国的地方来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