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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江宁路施材栈，讨了一副薄皮棺材，见棺壁上有蓝底白十字标志，便道：“送棺材的和开医院的，是同一伙人。怪不得医院把人往死里搞。我早说了，天底下没有不花钱的好事。”

宋没用找了个老乡，恰好准备回阜宁接妻小的，求他把榔头带回去。老乡开价二十元，要求现付。母亲不肯，让他回乡后，找宋家阿弟讨钱。两厢扯皮，耽搁了时日，榔头发起馊来，脸上长出尸斑。母亲只得让步。

送走榔头后，宋大福突然显出志气，说要去拉黄包车，“家里只剩一个男人，我不撑着谁撑着。”说过几遍，母亲犹未全信，让他立下字据，这才给了钱，让他打点租车行。

起初，宋大福依了字据，每月补贴十元家用。渐少下去。很快不再给钱，继而整月不回家。邻里传闲话，说他和一个“珠江老举”相好，租着杨树浦的广式房子。母亲跟人吵。“我家大福出息了，你们眼热，见不得人好。”“我家大福赚到大钱，会接我去住里弄房子。”“我家大福发了财，马上就讨娘子，生孩子。”

宋没用见过宋大福两次。一次，她在屋后做草鞋，听见屋内窸窣，见宋大福撅着屁股，在母亲的杂物堆里翻刨。宋没用道：“找钱吗？她没放在家里。”见宋大福不理，又道，“哥，你晚上睡哪里，为啥不回来？”宋大福推开她，跑出门去。

另一次，宋没用在街上走，一眼晃到宋大福，穿了新衣裤，歪戴了西式便帽，从对面的马路过去。他身后黄包车上，坐着个中年女人。颧骨上的胭脂，红得过了分。阴丹士林布旗袍，玻璃丝袜，浅口鞋。一只戴翡翠指环的手，搭在挂棉暖篷边。宋没用跟着跑，在第二个红绿灯，把他们跑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