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 以写作感恩（第3/6页）
那几年，也正是宁夏文联竭力拼打文学牌的时候，通过《朔方》倡议，由宣传部、文联支持组织的几次笔会，我们得以聆听国刊名编韩作荣、李敬泽、冯敏、杨志广、崔艾真，大刊名编王占君等老师关于文学的讲座，得以和著名作家毕飞宇、红柯、红孩等交流，也增加了向全国大刊冲刺的信心。通过作协组织的雷达、陈忠实老师的讲座，我们得以听到大家诞生的过程。同时在陈继明、石舒清等出色编辑和作家那里，得到了关心、激励和引领。非常怀念当年和他们在被窝里谈文学的情景。今天石舒清的讲话，我觉得也是当年那种情景的延续。
随着2000年的到来，我的一些幼稚的文字开始走向全国。那一年，由闻玉霞责编发在《六盘山》上的小说《开花的牙》被《小说选刊》转载，由李敬泽老师修改并责编，我的短篇《呼吸》在《人民文学》发表。也是在这一年，在《朔方》主编冯剑华老师的倡议下，由李克强部长出资，在宁夏当时最气派的国际饭店召开我、火会亮、李方、了一容四人作者研讨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朱昌平副部长、宁夏文联主席杨继国等领导和众多评论家赏光到会。通过宁夏各大媒体，使我们在宁夏人民面前美美地光彩了一回，从此下定了努力做一个优秀作家的决心。
第二年，通过冯剑华老师推荐，由杨继国主席主持党组会拍板，在杨宏峰先生的关照下，我拿到了调往自治区文联的调令。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银川市文联高耀山主席的电话，说新到任的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正伟先生点名让我到市上来，说实话，我当时既感动，又难为。感动的是正伟书记和两位老师、双方领导对我的器重，难为的是我怎么选择。我给冯剑华老师说，如果你同意我到市上，我就到市上；如果你不同意，我还是到《朔方》去，尽管高主席答应我十分诱人的条件。也是那一次，让我从冯剑华老师身上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慈悲和大气。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冯老师打来电话，说，这几天，她站在我的角度想了想，还是同意我到市上去，因为作为一个山区出来的穷孩子，要在银川生活，是得考虑许多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市上答应给你许多条件，你就先到市上去发展，今后想过来再说。说实话，当时我都不知道如何向冯老师表达心中的感激。
到市上之后，我更加得到了市委领导的关心提携，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支持。这些，我曾在多种场合讲过，也多次对媒体介绍，在座的大家也都知道。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老主席高耀山先生。他对我的关心、期待，是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的关心和期待。从他对我的众多关爱中，我只挑一件讲给大家听。2003年，鲁迅文学院决定举办主编班，并将宁夏的这个名额明确给了《朔方》主编冯剑华老师。高主席觉得我也应该到鲁院学习，就给继国主席、肖川副主席和余光慧老师打电话，给鲁院雷抒雁院长打电话，终于又给宁夏争取了一个名额，最后等于把我“赶”到鲁院去。在我启程的时候，他给我一千块钱，说，知道我困难，这是他自己给我的一点心意，拿到北京零用。回来之后，我一直想把那一千块还给高主席，但几次都没有拿出手。我想，这一千块，怎么能够还得了呢。现在回想，鲁院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10月28日代表获奖作家发言时，我特别提到了鲁院，由衷的。因为它不但让我得以聆听到各位名师的教诲，结识许多优秀的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让我进入一个可以以心相寄的师徒传承，这对我这样一个对传统师道精神有着偏执认同的迂腐之人，有着特别的情感意义。现在想来，如果当年放弃，那该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我还要特别感谢沈德志、吴善璋等长辈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吴老师，他对我的关心是细致的，入微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哈若蕙老师和在我的作品社会化过程中给予支持的所有老师和朋友。2005年，由哈老师策划，宁夏人民出版社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由贺秀红女士责编出版了我的小说集《大年》，反响不错。后由《小说选刊》冯敏老师倡议，在秦万里、崔艾真等老师的张罗下，在中国作家网胡殷红等老师的帮助下，在北京召开研讨会。会议得到了中国作协领导的格外重视（金炳华书记专门宴请我们，并派车送我们到机场），得到银川市委的高度重视（崔波书记亲自写了感人的贺信），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的高度重视（高伟社长亲自到会），得到自治区文联的高度重视（当时正值酷暑，我说宁夏文联发个贺信就行了。继国主席说，这么大的事发个贺信怎么行，一定要派余光慧老师代表宁夏文联和作协出席会议。在北京，余老师替我操了不少心，使研讨会得以圆满），得到了银川晚报社的特别关注（于小龙社长知道消息后，主动要求把晚报作为协办单位，并辟大量版面给予支持），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大力宣传。研讨会上，张胜友、葛笑政、艾克拜尔·米吉提、雷达、白烨、贺绍俊、牛玉秋、吴秉杰、张水舟、李敬泽、阎晶明、张陵、胡平等出版集团领导和著名评论家老师先后就我的创作给予出乎我意外的肯定和鼓励。而在同一天，关于拙著的另一个研讨会由著名评论家汪政和丁帆先生指导，在丁帆先生的博士李兴阳先生的主持下在南京召开。南北两地评论家老师的鼓励和教导在我的创作信心树立、道路选择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吉祥如意》的修改提供了重要参照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