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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居然要让这个人留宿。这次父亲倒是没有像往常一样把他安排在我的房间,而是主动提出让我到他的书房去睡,他和那人共住我的房间,因为我的房间有两张床。母亲的眉头就攒成倒八字,铺床的动作明显地带了劲,有了响声。母亲先后找了两个旧床单铺在我对面的床上,又找了两个被套套在平常老家来人专用的被子上,然后特意把父亲的荞皮枕头放在我的床上,示意父亲睡我的床。可气的是父亲领客人过来,他却偏偏自己睡在客床上,把我的床让给客人。母亲就气得像一个风箱一样在客厅里扇起来,扇了一些时辰,开始打扫客厅,同时打开阳台上所有的窗户,目光警惕地搜寻着那人沾过的东西,一律扔进阳台上的大洗衣盆里,那里面有母亲从单位带回家的消毒液。她戴了塑胶手套,开始拖地,把地拖了一百遍,把茶几擦了一百遍,把茶杯洗了一百遍,把放过那人衣服的凳子洗了一百遍,然后躺在床上,做深呼吸。

也真难为了母亲,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挨到天亮,又如何等父亲把那人送走的。还没有等父亲从门里进来,母亲就开火了。母亲说,这还算个家吗?和难民营有什么区别?和乞丐有什么区别?连我都听得出来,这后一句话是指父亲了。奇怪的是父亲并没有像平常那样接火。等母亲打完一个连发,然后父亲笑着问我,知道什么是乞丐吗?我说这还要问吗?父亲说,说别人是乞丐的人才是真正的乞丐。

之后,父亲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从单位一回来就往竹椅里一坐,目光或者盯在虚处,或者盯在一只正在偷果子吃的老鼠上,那是范曾仿八大山人的一幅画。看着枯坐在竹椅里的父亲,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比如坐在那里的不是父亲,而是父亲的衣服;比如父亲的体温正在从三十六度迅速地下滑,最终停在零度上;等等。

每天面对父亲没有温度的表情,我的心里就犯悚,我才知道真正的暴力其实并不是暴力,而是一种巨大的沉默。我在心里说父亲你去听你爱听的秦腔啊,去跳你爱跳的探戈啊,甚至去依红偎翠啊,去嫖风啊。我知道父亲是惹女孩子的。父亲曾带我参加过一次文学活动,穿着藏蓝色风衣的父亲往会场一走,真是掌声雷动。父亲致意之后坐下,那些女孩子的目光就百鸟朝凤似的向父亲哗哗飞来。如果父亲稍一摇尾巴,那些小母狗肯定有多一半会跑过来。可是父亲却对此单单没有兴趣。这真是怪事。父亲的尾巴哪里去了?按照常理,有这么一个从一而终的丈夫,守身如玉的父亲,母亲应该高兴,我也应该高兴,但现在,我宁愿父亲的尾巴像老家满山遍野的狗尾巴花一样盛开啊,怒放啊,惹得一村的母狗汪汪汪地叫啊。

但是没有,父亲的生活中既没有狗吠,更没有鸡鸣。没有。那么,是谁弄走了父亲的尾巴?

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半年,父亲终于“活”了过来。不再把电话拔掉,不再说什么什么是垃圾,开始干一些家务,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神情终究在事外,像是专注在内心的一个很深的地方。当然,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和人跳舞,其实没有跳;在讲台上上课,其实没有上;吃饭,其实没有吃。像是有另一个他躲在暗处正在盯着吃饭的他,跳舞的他,讲课的他,看。不动声色地看。盛水,水都从壶里溢出来了,满了一地,流到客厅里来了,他却浑然不觉,母亲的指头都落在他鼻梁上了,他却压根没有看见似的,仍然在专注地听着什么。他在听水?难道他就不知道自己正在盛水?一次母亲不在,他给我们烧稀饭,直烧得锅里冒烟,差点没有把房子点着。每当母亲做他爱吃的“搅团”、“馓饭”时,他会十分热情地帮母亲剥蒜。而蒜早剥完了,可他的一双手却仍然在剥。似乎手中还有一个蒜,一个更大的我们看不见的蒜。

父亲到底是怎么了?

高三那年,父亲的情况大为好转,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样,以至于母亲敢提着他的耳朵让他干一些家务。而且一边干着家务,一边“灵龟摆尾”,惹得大家乐。“灵龟摆尾”是劳动配乐,更多的时候,他会问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对我们母子来说,这也比那种冰冷而又暴力的沉默好得多)。比如,你正在写作业,身后会突然传来声音,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这不是废话嘛。谁不知道是在写作业?我不屑地嗨嗨一笑。父亲说,别以为自己高明,写作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写作业吗?我说去吧去吧,别浪费人家时间,浪费别人时间就是图财害命知道吗?父亲说,你才整天浪费时间呢,连自己干啥都不知道,才是浪费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