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故事（第2/18页）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要第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的杨菲尔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觉得她是个很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XO。

丁丁从车的后背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吓了一跳：“干吗？”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我目前两人维持的AA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作五，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的爱情，和太麻麻烦烦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两年同居下来，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另件了。”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

我初初认识丁丁的时候，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新街口礼堂听过我的课。我之所以马上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戴了一顶孔乙己的毡帽。现在，北京几乎没人戴那顽意，至于孔乙己的家乡，有没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戴毡帽头的，大概就他一位。从那以后，我见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还带到日本，带到美国。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他说不为什么，然后，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他又接着问：犯法嘛？不犯法，我碍着你什么了嘛？不碍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头上戴什么呢？

我无言以答。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性生活，不会太投入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型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她打工，说，“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嘛，年青人！”她比丁丁大两岁，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服贴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揍别说，还弄到警察局，丢大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他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丁丁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小流氓，新宿街头，有的是这样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之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要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这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