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阿姨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到我家落脚当保姆。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力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满地跑了。

一九五七年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一气之下她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闹翻了,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上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动过,每月总共二百三十九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十六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镚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心不在焉,准备随时溜号儿。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每回扬州来信都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小赵长得干净利索,生性腼腆。而为他准备的候选人,要不农村户口,要不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可哪有我插嘴的份儿?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 ,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有心参加社会活动,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复杂不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一九五八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变形的工人农民形象代表变形的时代,风吹日晒,他们渐渐隐身墙中。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曾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漂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答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势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由于严重亏损,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