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老胡同1号

一九五七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当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背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唯有假山,如瞎眼证人。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由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谐音——三不老胡同,倒也吉利。说起郑和周游世界至今还是个谜,既不为了炫耀武力,又非贸易经商,动机何在?

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 ,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在保险公司宿舍住一层,与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从阳台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上初中时比我高半头,到了高中就敢冒充另一个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文革”,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保险公司一点儿也不保险,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让我感到轻松。在我看来,只要更换地址,就会更换另一种新生活。

振开在三不老胡同的孩子中,是淘气出了名的。院子里的老太太经常来敲我们家的门,把带来的孩子身上涂着红药水的伤疤给我看,责问我为什么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振开又闯祸了,只好向来人道歉。踢足球扔砖头砸碎人家的玻璃窗,更是家常便饭。(摘自父亲的笔记)

一九五八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新鲜事儿不断,每天都跟过节似的。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8号楼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于是敲锣打鼓——让人好生羡慕,大人就是比我们孩子会玩。

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城陷入疯狂状态,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整整闹了三天三夜。学校放假,我在阳台拼命敲打空饼干筒,胳膊疼,嗓子哑,我睡得很少,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太吵。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四十多万只麻雀。

唯一让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一块块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本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据说那些太湖石归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军事博物馆。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把土坡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窜天杨,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就蹿到三四层楼那么高。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身无分文,有的是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帮我们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祁家豁子,四顾无人,我们俩一头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们发现了,石头土坷垃雨点般倾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转折是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那么多粮食吃,孩子们喊饿,我就叫他们不要出去跑着玩,多在床上躺一躺。老二振先对我说:妈妈,就吃两顿饭,躺着还饿……我想济年、三个孩子不能没有营养,就买了两只活鸡,想养一养杀给全家吃。叫老二下楼去放一放鸡,没想到给人偷走了。济年生气了,还把儿子给揍了一顿。有一次我饿得手发抖,出虚汗,实在难受,就在四川饭店买了一碗汤喝。回家后,看到全家人也在挨饿,心里很是不安,济年就劝我不要太自责。他说我们还是要苦中作乐,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我记得那次我和济年看见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状况,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鱼食堂吃了一顿鱼,花了26块钱……(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