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六个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与“无聊”（第3/4页）

我们都读过《〈呐喊〉自序》。在这篇文章中，有两个词十分关键，一个是“寂寞”，而另一个就是“无聊”。鲁迅说“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10]没有“寂寞”也便没有《呐喊》，足见“寂寞”是何等重要；但这“寂寞”的根源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无聊”。鲁迅将他在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动因归结为救助人的精神比救治人的身体更为重要，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1]这就是创办《新生》杂志的动因。但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着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鲁迅接着谈到了“无聊”：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2]

“无聊”不是对失败的直接承认，而是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的意义的彻底怀疑。那个能够产生《呐喊》的“寂寞”就是以“无聊”为前提或底色的。“无聊”是对意义的取消和否定，寂寞中的呐喊是绝望的反抗的一种表达。寂寞是创造的动力，而无聊是寂寞的根源，无聊的否定性因此蕴含着某种创造性的潜能。

在阿Q这里，“无聊”只是在瞬间发生，它的潜能很快就被他的“思想”葬送了。在第八章的末尾，“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13]阿Q重新回到了他的“思想”之中，也就是回到了未庄的秩序之中，而没有让“无聊感”持续下去，直至渗入他的行动。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去理解他的“无聊”：“无聊”是将他与未庄秩序（无论是盘辫子的秩序，还是放辫子的秩序）清晰区分开来的本能，但转瞬之间，这种“无聊感”就被彻底地抛弃了——或者说，克服了——阿Q的“思想”复活了。阿Q的死印证了他的“思想”——造反是杀头的罪名。阿Q死于他曾“神往”的革命，同时也死于他自己对于造反的价值判断，死于他未能将他的“无聊感”持续下去。

阿Q死于革命之后的秩序也许是偶然的。像黎元洪那样的前清大员可以被革命者们硬生生地拖出来担任“革命领袖”，阿Q碰巧当上“把总”也不是不可能的。阴差阳错地卷入“造反”，说不定能得一个“某某革命”或“某某某革命”的大奖，面对欢呼的、各色文字的媒体喊上一声以显“好汉”的本色，但也可能为那些得奖的、得钱的、得名的、升官的“好汉”们做铺垫，成为阿Q似的、永远不能进入正史谱系的、不知所终的死鬼。“好汉”们与阿Q之间有什么质的区别吗？没有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其实只是各式“正史”的阴谋而已——它将该掩藏的掩藏，该突出的突出，历史于是如此这般。一些人“偶然地”进入了“正史”叙述的中心，而另一些人在“好汉歌”的鼓动之下，信以为真地奔赴空洞的“历史中心”，却在途中遁为“无迹”。“好汉”与阿Q的不同命运不过是“革命”时代重复出现的故事。因此，鲁迅看重的并非阿Q终于要“投降”革命党这一事件，而是为什么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这一问题。

也许对鲁迅更为重要的是：在阿Q的革命发生之际，究竟有什么新的素质在阿Q的生命中诞生呢？

[1] 弗洛依德曾经将焦虑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客观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焦虑，它们看起来没有关系，但其实是相互渗透、转化和互动的。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67页。

[2]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3页。

[3]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7页。

[4] 参见《阿Q正传》注释41，《鲁迅全集》第1卷，第557—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