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六个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与“无聊”

在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之前，阿Q与未庄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他在此已无立足之地、生存之道。未庄的一切，“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直觉”是一个新名词，表示未经分析推理而形成的观点或判断。在阿Q这里，“直觉”代表着一种对于生存处境的真实感知——未经分析或推理，从而外在于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独特的分析、推理的产物，但它无法克服未经推理和分析的“直觉”，因为“直觉”——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而言——有着直接性、快速性、跳跃性、个体性、坚信感和或然性等特点；直觉判断是在瞬间作出的综合判断。我们也可以说阿Q的革命是在“直觉启发”之下产生的“直觉判断”，而他对死的感知，尤其是那些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的狼眼，则是“直觉想象”的产物。因此，一方面，在阿Q的精神世界里，“直觉”成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另一方面，精神胜利法又是抵抗和消解其“直觉判断”、“直觉想象”和“直觉启发”的强大的武器，使得直觉始终停留在潜意识的范畴，而无法上升为意识。对于阿Q的行动而言，“直觉”，或者说，“直觉”与“精神胜利法”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阿Q有着用精神胜利法克服直觉和本能的倾向和强大的意志，但直觉在他的人生中的某些关键时刻，仍然支配着他的行动。阿Q“打定了进城的主意”并非出于计划、推理和分析，而是出于“直觉”——未庄已经没有他的生路了。

阿Q离开未庄是由哪一种焦虑推动的呢？阿Q的直觉是一种客观焦虑，它产生于饥饿、寒冷和性的匮乏，以致未庄作为他的生存环境已经不能提供任何生存之道。[1]他的出走是被迫的。但是，出走与进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小说写道：阿Q走尽了未庄的道路，偷了静修庵的四个萝卜，这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城里正在发生的事件与阿Q进城有什么关系吗？他的“直觉”中包括了对革命的感知吗？我们不清楚。鲁迅在第七章“革命”中有一句交代，就是“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他那时“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这是否意味着：阿Q的出走和进城也暗含着对于城里正在发生的变动的本能的回应？阿Q对自己的生存的焦虑与某种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揭示。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三章也是阿Q失去进入正史资格的三个段落。“从中兴到末路”提供了一个阿Q进入未庄正史的可能性破灭的故事。“进城”是可以入正史的事件，但前提是必须像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这样有身份的人上城“才算一件事”。这是正史书写中的“事以人传”的逻辑。阿Q进城不算“事”，因为他没有身份，但又差一点成了事，原因是他归来时发财了。按照“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的逻辑，阿Q存在入史的可能性，“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2]这种“疑而且敬”的态度后来甚至发展为“新敬畏”的态度，原因是人们听说阿Q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种“新敬畏”发展为“悚然而且欣然”，则是在阿Q叙述“杀革命党”的故事之后——“杀革命党”就是维护未庄的秩序，阿Q通过这一秩序的暴力而获得了进入正史的最大可能，也赢得了未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最大欣羡。但不幸的是，阿Q的“进城”神话很快露底了：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3]终于不能与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老爷的“进城”相提并论。就正史的秩序而言，他的“进城”不构成“事件”，也就等于没有发生。

“从中兴到末路”是从“未庄的社会上”的视野展开叙述的，阿Q在其中的兴衰、有无全部取决于这一视野本身，甚至阿Q本人也无法从这个视野中区分出来。但第七章“革命”包含了一个叙述上的转换，其契机是阿Q本能的再度觉醒。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举人老爷的船驶达未庄，按照未庄老例，这是入史的材料，但这回那船载来的却是“大不安”，因为船的到来是“革命党要进城”的后果。“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是一个可以入史的日子。《鲁迅全集》中有一个注，说明“辛亥年九月十四日杭州府为民军占领，绍兴府即日宣布光复。”[4]鲁迅把最真实的历史编年一样的叙述，与“正传”的故事、阿Q的寓言综合起来。我们不知道阿Q的籍贯、来历，但他的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场景和时间，就像一个空洞的存在，被镶嵌在革命的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阿Q正传》是对辛亥革命的总结，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阿Q正传》的确是一个关于革命的寓言——不单是民族的寓言，也是关于革命的寓言——但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革命的寓言也就是国民性自我改造的寓言。